其实，这些缺点失误甚至错误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是智商太低的话，任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只不过人们早已被生活磨成了光润可鉴的鹅卵石，善于把秘密藏于心底，或者只在自己绝对能够信得过的小范围流露，至少也会选择最为恰当的时间地点场合来表达。
正如我娘所说，人生是必须读两本书的，一本是有字的书，一本是无字的书，无字的书有时候比有字的书更重要更有用。
对于这句话，不少青年人跟当初的我一样不能理解，而且一旦自己费尽脑力精心炮制的治世“恒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便容易怨天忧人牢骚满腹，因此而止步于仕途的人绝不在少数。
青年人原就如拙劣的农妇烧鱼，总是嫌鱼太大而锅太小，有朝一日锅突然大了反而会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应用。这本是天性，若非精英，都必然要经过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官”场却绝不容许此等低级故事的发生，有的人为了赌一把，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前途。
“官”字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同事讳，为下属讳，上下左右相互牵制，象一个活动的三脚架，稳定而又容易变形。因此，“官”场盛产泼话和黄段子，只有泼话和黄段子与任何人的利益毫无关联才不会打破这种平衡。人毕竟是要讲话的，但讲话有讲话的艺术，若不经过深思熟虑，绝不可以信口开河乱讲。
在这么一个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荣誉利益等诸多利益横流的地方，因为相互牵扯必然会引发矛盾，作为其中的一分子，首当其冲地要学会破解这些矛盾，尽管破解这些矛盾并非易事，但绝不能放任自流，即使对自己的对立面也必须讲究方法和艺术，必须有宁肯暂时放弃自尊的勇气，也不能给人留下不能容人的印象。任何事情只有最终实现目标才是真正的目标，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始终不渝坚持之才算是真正的成熟。
鉴于此，对于自己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是满意的，我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我借鉴吸取了不少勇者用自己一生试验的教训。
这些教训最先往往以不系统的片言只语的形式浮现到人的思想中，但我是一个对“官”字信息甚为敏感的人，只要稍有闪现，就会迅捷地抓住并用来检视自己的得失。
长期坚持不懈地追求，让我渐渐地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面对成绩时，虽因满足而沾沾自喜但绝不形于色；面对挫折时，虽满腹焦虑却能认真地审视自己，绝不哇哩哇啦无休无止地去牢骚去找一些其实毫无意义的理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着泰山崩于前而变色的气度。
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尽管我知道这或许只是我的一个追求，但我还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习惯讲了出来，因为即使在成绩与挫折面前要有所动作，也是毫无疑义的，甚至会因此而动摇了最终目标的最终实现。这就是“官”场的素质。
做了副县长之后，我很快便从由于成功的喜悦冲击所产生的不渴不饿不累不困只顾莫名其妙地兴奋以致于大脑里一片空白的晕乎乎的感觉中解脱了出来，我决定重塑自己。
对于过去的“我”，我只隐隐感到不妥，重塑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一切都是朦胧的，我甚至连自己也搞不清到底要如何重塑自己。
但我是一个善于在朦胧中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的人，我历来认为凡是闪过脑际的念头都是有根由的，尽管它常常是飘忽的朦胧的甚至是不易把握的却往往是富有哲理的精彩的，一旦付诸实施，常常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知道，一个彼此不熟悉的陌生环境，往往是“官”者改变自己的绝佳机会，我不会就此放弃这一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重塑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其实就是要为自己塑造一个和蔼、廉洁、勤奋的形象。
“和蔼”，即是对包括县政府的门卫以及自己的司机秘书在内的所有人都永恒地保持着友善的微笑和恰到好处的温柔，无论自己到了如何困难的境地也不能改变“和蔼”的形象，万一出现过失，必须用主动地亲切地招呼加以弥补。理论依据是，革命只有分工不同，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廉洁”，即是推掉凡是可以推掉的所有应酬，适量控制烟酒，即使情真意切地礼尚往来，也必安排阿凤以同等或超过同等价值的礼品往来。理论依据是，“官”最容易被金钱和女色所打倒。因此，虽视阿凤如苍蝇缠身，但必须与之改善关系，我们很快便破例有了晚饭后的并肩散步。
“勤奋”，即凡是自己分工范围内的事儿都身体力行，只要重大事项，即使自己有了百分之百把握，也要故作陌生的样子去向县长请示汇报，一切都以县长指示为准，只要是县长书记的指示，必亲自去落实，这样与书记县长的接触自然便多起来，而且落了个勤勉的美名。理论依据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凡人都不喜欢自作主张的副职，自作主张多了便有擅权的嫌疑，擅权必被排挤。
然而，现实并不能总随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