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吹萌菀桌吹猛纯欤?br/>
正想着下一盒必中头奖，副厂长回家见状皱着眉说，还是算了吧，想办法把开了的烟卖掉吧。再三追问缘由，副厂长才不情愿地说，早让厂长当礼物送给了县长。
副厂长刚说完就后悔了，再三强调要保密，但消息还是被传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呢？这岂不是拿人当猴儿耍吗？烟民们大怒，待要去讨一说法，想想尽是些没边没影儿的传言又哪里去找证据，又有谁能给没边没影儿的传言一说法？只能去咒烟厂厂长的八辈祖宗缺了德。谁让你不是厂长县长？要是县长，你也中头奖，咒一万遍也乐意。
其二，说是某局长因戒了烟便拿烟不当回事儿，下属送了烟，档次高的便送人，档次低的随手就扔了。说有一位退休了的局长，因退了休便没人再送烟，舍不得自掏腰包，两眼便紧盯着现任局长，只要现任局长扔了烟便捡去吸，心里自是甚不平衡。
有一次，退休局长捡了烟便忙不迭地揭开正要吸，不觉惊呆了：原来烟盒里尽是卷成了烟卷状的百元大钞，足足有十几万。
退休局长也是党员，正因去找自己一手培养提拔的现任局长办事儿吃了软钉子而骂着白眼狼心里窝着火，一时间正义凛然，当即便把烟交给了纪检委，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
现任局长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两规了，退休局长自也没能如其所愿地被请回去临时主持工作。
后来的现实是，再也没人扔烟了，退休局长只能自掏腰包去买，气得干脆把烟戒了，据说竟然活到了八十多，有人便说祸害万万年。
凡事儿总得有个理由，但以上故事尽属传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其二，关于酒。
提起酒，我可不象烟对烟那样在行：根本不需去看牌子，只要抽上一口就立马能判出优劣。这不等于说我没有喝过酒醉过酒，或者说没有对酒进行过认真地观察，主要因为我的初始教育和周遭的客观环境让我对酒始终充满了矛盾。
人一生所有的行为几乎都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初始教育实际上就是人自出生到上学前由于受到客观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便已形成的判别是非的标准，这种是非观念是最牢固的极不易改变的，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因为我已故的大舅，老家人对于酒的热情自是比烟淡了许多，虽不竭力反对，却也没人去提倡，因为饮酒是被当作不过日子的典型来看待的。
我大舅是喝酒醉死的，抛下我大舅妈和五个大小相差无几的孩子便走了。那个时候，老家关于已婚女人绝不可以再嫁的风俗已然有所松动：已婚女人，只要尚未生育是可以改嫁的，而如果已生了娃，则必须待将娃抚养成人方能改嫁。否则，据说改嫁者会连续三年日夜都能听到死鬼的哭嚎，在阳世则会被人呼之为“破鞋”。苦苦熬了三年之后，名誉上的束缚终抵不过现实的生活，我大舅妈带着五个孩子远嫁了他乡，传言五个孩子都随了后父的姓，我大舅一脉在老家便断了“后路”。村里人认为，人活的就是“后路”，如果断了“后路”，无论生前如何风光，都是莫大的罪过。
其实，我大舅嗜酒是有原因的，并非完全来自于遗传，因为我姥爷家的上八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并无一人有饮酒的记录。都怪我大舅妈生育能力太强，到第五个娃出生后，仅靠我大舅一个劳力从生产队挣得的工分已然分不到多少粮食，如果说其他人家是在过日子的话，那么我大舅一家至多能说成勉强度日。
我大舅原本是个性格倔强好要面子的人，偷自是不会，借又张不开口，便无师自通地练就了一手砌墙的好手艺。据我娘说，我大舅砌的墙不仅直而且坚固，尤其他砌的炕，不仅不倒烟热得快而且省柴火，晚上躺倒上面，滚烫滚烫的能治风湿，在我老家从没听说有人得过风湿病，大概都是因了这炕。可惜，那个年代的手艺只能用作帮工而绝不可以用来挣钱甚至谋生。当然，修主用帮工也是需要管饭的，饭菜都是些连过年也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和炒菜，还有酒。
吃这样的饭菜，我大舅不由自主地就要去想五个饿得如同馋猫儿似的孩子和虽瘦骨嶙峋却依然姿色艳丽的我大舅妈。据村里人说，我大舅妈如果有现在的生活，身材绝不会亚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想到他们，酒量本来不大的我大舅便只喝酒少吃或者不吃东西，累了一天已然饥肠辘辘的我大舅认为既然酒是粮食的精华，酒一定是可以充饥的，岂不知就却偏醉空腹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大舅往往只用一会儿便已烂醉如泥。
既如此，修主便常常过意不去，总要收拾一些剩菜剩饭送到我大舅家，我大舅要的就是这效果，因为即使剩菜剩饭也比我大舅家的伙食要高出若干倍。其中当然也不乏我大舅认为小气的人家便故作醉酒或溅了酒或犯腻歪弄脏了的，但五个被我大舅戏称之为的“饿猫儿”的小家伙儿见了照例能够过年似地欢呼雀跃一番，然后数着一二三蜂拥而上抢食而光，而我大舅妈自是轮不上去吃一口，只能用开水把碗底冲洗几遍喝下，也算是开了荤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