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成年，人们已忘了我的乳名穗子，我仍相信腊姐恨我，恨我的一家，大概基于恨那个押解她回去守妇道本分的大。我相信她甚至连我爸也恨。我爸在腊姐突然离去的第二天回来，发现腊姐的床空了，上面刺目地搁着那件红黑格呢外套。我爸失神了一阵，但很快就顾不上了，全国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他和朱依锦头一批就被戏校的红卫兵带出去游街。
外婆去世后，老家来了个人奔丧，说腊姐圆了房不久就跑掉了。有人在镇上看见她，剪
短了头发，穿上了黄军装，套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公路口搭的舞台上又喊又叫又唱又蹦。我想像造了反的腊姐一定是更加俊气了。外婆的老家亲眷说：“也不知她怎么这样恩将仇报，她婆家待她不坏呀，不是早早接过来做养媳妇，搞不好在她家那种穷地方早就做饿死鬼了。”老家亲眷又说：“她跑到台上说婆婆公公怎么虐待她，她公公是个公社书记，也算个小小父母官了，给她骂得不成个东西！哎哟，养媳妇造反，才叫真造反。养媳妇都去做红卫兵了，这还了得？！……”
我问那老家亲眷，后来腊姐去哪里了？亲眷说：“总是野在县城什么地方吧？没人再看见过她了。”
满世界都是红卫兵，都不知仇恨着什么，打这个砸那个。那时我不到九岁，实在不明白红卫兵们哪儿来的那么深那么大的恨。但恨总是有道理的，起码腊姐的恨有道理，只是今天做了作家的我对那恨的道理仍缺乏把握。肯定不是因为我偷了她五块钱。这是肯定的。
角儿朱依锦
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了“唉”地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
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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