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校园里的马路都是东西南北贯穿的笔直水泥路，大部分教学楼保持着建造之初似豆腐块的艰苦朴素的风格，每个教学楼的名称都以其地理位置确定，这充分体现了理工科人严谨的作风和审美的呆板，譬如南二楼，就是从地图上开始数南边第二个楼，东六楼，就是从地图上东边开始数第六个楼。考上中x大学之后，我才后悔不该总是在小学地理课上睡觉。
刚开学那会儿，校园里面最走俏的是地图。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或者卖报纸的小贩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发一笔横财。当时我看见有个卖地图的学生模样的人，便停下单车，上前问：“多少钱一张？”他说“四块”。我拿出一张五块的让他找一块，他说还差五块，我跳上车猛蹬了几脚，一溜烟似的消失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直接导致我经常因为找不到上课的教室而逃课。武汉人“四”和“十”是说不清楚的，为了吸取教训，我买东西的时候总要掏出手指笔画，四个手指表示“四”块钱，用两只手的食指打个叉，就表示“十”块，但遇到十四块钱，我就先打个叉，再伸出四个手指。
校园道路两旁都长满了粗大的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使诸多男女苟且之事得以掩人耳目，我想这正是积极备考的高中生不可忽略的择校标准。比树少一点的是学生，一下课，学生就从教学楼里面往外喷射，就像高压水管爆裂了一样。洪水在校园的水泥路上铺天盖地而来，确切描述了大学扩招之后的壮观场面。我在电视里见过蝗虫，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要知道这些可不是蝗虫，他们是如饥似渴的大学生，正浩浩荡荡地杀向食堂，为了不发生流血冲突，我上课坚持早退。
学校后面是一座山，名曰喻伽山，是武汉的制高点，公益劳动的时候，我们班上山拣垃圾，发现诸多避孕套。
我骑新车在校园里面转了一圈，迷了好几次路，中午出去，没有吃饭，到天黑的时候才重新回到宿舍。
回到宿舍刚进门，就看见宿舍里面一下挤满了人，一个个子瘦长的家伙，头已经超过了床板的高度，我当时担心的是他的身高万一超过了床板的长度，那就麻烦大了；还有一个长了一张关公脸，他的脸之黑的程度足可以让他去拍某某牌子的牙膏广告，还有一个个子矮矮身体却异常结实的家伙，这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武大郎。除此之外，还有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中年女子，一名老年男子和一名老年女子，从身高的遗传学上判断，他们正是武大郎的老爸老妈，以及祖父祖母。
经过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得知武大郎叫单丹，瘦长个子叫张大山。
因为无法忍受单丹的父母千回百转的唠叨和祖父母语重心长的嘱咐，我和关公脸不约而同的来到走廊。
这就是常乐，北京人，长得天圆地方，脸虽然有点不同常人但也棱角分明。喝酒的时候，他常说从小到大从没因为打架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哭过，我表示怀疑，宁愿相信他从来没笑过，因为他经常肉笑皮不笑的，要和他接触久了，才能对他的笑容心领神会。
“操他丫的。”
这就是常乐，北京人，长得天圆地方，脸虽然有点不同常人但也棱角分明。喝酒的时候，他常说从小到大从没因为打架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哭过，我表示怀疑，宁愿相信他从来没笑过，因为他经常肉笑皮不笑的，要和他接触久了，才能对他的笑容心领神会。
常乐丢我一支中南海，我接过了，立刻掏出一支南京丢回去，说：“抽我的。”
常乐说：“呦，哥们，真客气。”
我掏出打火机点上，发现常乐正一个劲的翻口袋找打火机，于是我又把打火机丢了过去。常乐点完烟，把打火机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一番你来我往之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因为没有办理食堂的饭卡，我们决定出去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