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惹的祸
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万能论者，其深信不疑的信条是：不管是官，不管是神，不管是鬼，只要有了钱，在利益的驱动下，都能为其所用，亡命效劳，连鬼也不能例外。
可惜中国足协的金钱万能论者，在一群扶不起来的阿斗面前，再次失算。与马尔代夫队的两场比赛，宣告这种思维定式的破产。
与以往世界杯外围赛不同，此次世界杯外围赛开打之前，足协想出了一个高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电令各俱乐部老总送参赛运动员赴京，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了胜仗，各位老总出血，以弥补我们这些骄子，参加国际比赛收入不如国内比赛的空缺。
四个营养师，四个按摩师，加上领队、官员洋洋数十人，又有重赏作后盾，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好象大军一到，对手只得举手投降，岂料人家并不卖帐，出师不利，丢人显眼，丧尽国格、人格。
一纸令箭，中国队酝酿“思想整风”。看来国人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中国体育上至主任，下至局长都是作思想工作的老手，全国学习的典范，只要他们出手，不费吹灰之力，包管手到擒拿。我们只需翘首企盼，备酒庆功，等待打入世界杯复赛圈的中国队凯旋。
我要说的是，金钱万能，只能收买那些缺衣少吃的亡命徒，你能收买锦衣裹身，顿顿琼浆的八旗子弟吗？思想工作，只能针对那些血性尚未泯灭的青年，对于那些被金钱这杯鸠毒中毒过深的人，你的法宝还管用吗？何况这杯鸠毒还是由你亲自酝就。
与其它运动项目相比，中国足协引以自豪的是，财源滚滚，财大气粗。因此，当国人对中国足球甲a、甲b的运动员，动则上百万的年薪，提出质疑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对此进行过正面的回答，也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进行过深层次的思考。个中原因不详，我想他至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两种经济模式，既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足球是中国改革的典范，也可以说是体育项目市场经济的典范。因此，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都可以站出来面对质疑说拿这么多钱，值。
这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郝海东、戚务生。真值吗？没有人组织讨论，反正也有冤大头财主上当，愿意付钱（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为保住城市名片，免税的免税，补偿的补偿）。
事实上，市场经济有个最简单的道理，物有所值。这些年收入超过百万的运动员、教练员他们的贡献与王军霞比如何？与邓亚萍比如何？与中国唯一的科技特等奖获得者袁隆平比又如何？后者世界知名，以其骄人的成绩，为中国赢来的是尊重。
而前者只能在中国这个坝儿抄地皮，耍咀皮，连国际不入流的马科斯都不如的人，凭什么拿如此高的年薪（注：国有大型企业实行年薪制，基本收入是二十万元人民币）难道就凭他们丧国格、丧人格的表现？
退一步讲，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球员的收入，就应该与球市的收入挂钩。而不是简单的与一场球的胜负挂钩，更不能让承揽俱乐部的企业从企业其它收入的利税中注入资金，如果说球市的收入都养不活这些人的话，不正好说明，这种市场经济的虚假。
正因为我们这些不求上进的球员，钱来得容易，大把的钱花不完，他不去*、赌博，去干什么？
这边当老板，那边当球员，一心数用，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实。钱多，他的命就更值钱，他的身体也就更值钱，不爱护落得曲乐恒的下场，谁管！？
曲乐恒受伤后，辽宁足球队的队员讲，将胜利献给曲乐恒，将那场比赛的奖金献给曲乐恒。遗憾，又是空了吹。富得流油，却一毛不拨这就是中国的足球运动员！
这几年，这些人确实搞发了，林乐丰（水涨船高，戚务生、徐根宝的收入也不耐）可以拿出几百万，买下红岩的一半股权，继海大酒楼生意红火，郝海东用几百万买下大连队的冠名权，至于云集海埂（球队去任何一个城市都有美女追星）的美女看中的也是我们这些爷们的钱，的确钱多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