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六十年代，在严酷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成份的高压下，婚姻被政治无形的左右和扭拗着。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身成份是男女找对象的首要条件。特别是女青年，都怕进入成份不好的家庭，一辈子被打击，抬不起头，以后子女无出路。如果是党团员、干部、军人、积极份子、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不管男女，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然将会毁掉一辈子的前途，被下放开除。按当时老百姓的说法叫把干饭打倒。
父母是党员、干部的，如子女与“五类份子”子女结婚，家庭也会被视为觉悟不高，划不清阶级路线，没有教育好子女，被“作工作”，将危及仕途。因此，这些家庭的子女如有“越轨行为”,他们将会不惜一切地进行阻挠。为了仕途，宁愿毁掉子女一生的幸福、乃至生命。
此期间，纯洁的婚姻观被强行扭曲。当然，也有无数的男女青年为了自己神圣的爱情而抗争，有的付了生命的代价。也给人间留下了无数的悲壮爱情故事。
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时期，由于军队地位过度提高，政治色彩浓，当兵转业后都要安排好工作。工人有固定工资，吃皇粮。当兵和当工人是人们想往的职业，军人和工人就成了女青年追逐的对象。此时清溪河畔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农二哥不想，煤炭二哥勉强，兵二哥过抢”。
我表哥五十年代在綦江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六十年代因家庭身被下放回家。他与本生产队一蔡姓青年相爱，由于女方家是贫下中农成份，父亲是党员、生产队干部，因此家里怎么也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千方百计阻挠。女方在爱情、父母家庭中无法取舍，使精神失常，成了疯子，到处医了很长时间都医不好。后来家里没法，只得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婚后女友的精神病就慢慢地好了。改革开放后，表哥恢复了教师工作。由于工作色，被评为高级教师，当上了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婚后家庭也很和睦。
张吉善，本来是永新衔上的居民。母亲是湖北人，抗日战争时逃难到重庆，在一家外国教会医院学医，后来到綦江。在永新医院工作，是一个很色的妇产科医生。由于张吉善的父亲因在旧社会参加过民社党，被视为有历史问题，1964年“四清”时一家被下放到农村。下乡时张吉善才十多岁，几年后他与生产队一吴姓女青年相爱。女青年父亲当时是公社书记，知道后，怎么也不能容忍这一危及一家政治前途的事情，用尽办法，把女儿关在屋里，不管怎么规劝吵打，但女儿始终要与张吉善相爱，偷偷逃去后在男方戚家东躲西藏。在那吃饭撵顿顿的年代，家都不能久住，在外躲了一段时间后，回家吃农药死在闺房里，张吉善非常怀念她。
周胜明，是个石匠(我近两年才认识他)，一个人在外漂泊了几十年。他向我略了几句他的个人经历。他家庭身地主成份，性格刚强，没有读到书，在阶级路线时期，他与生产队一女青年好上了。但女青年家父亲是大队书记，决不答应此婚事，但他两人又死活要在一起，他也决不屈服。在那没有法治，只讲阶级斗争的人治时代，女方父亲为了拆散他们，通过公社公安，东整西整的，给他安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几年。刑释放后就孤身一人在社会上流荡。因他有个石匠手艺，改革开放后倒不愁生计。他本想对女方父亲进行报复，但看在女友感情上，又打消了报复念头。现在他女友与前夫离婚后又回到他身边。历尽磨难，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转变了的社会又成全了他们。
七九年夏天，永新有了一台民用电视机。在前几年，也就是那战争恐怖时期，永新境内的紫荆山上修了个雷达站，军用的。里面有个电视，说在紫荆山上就看得到北京。说得神乎其神的。几十里外的人都想去看个究竟，但是那里是保密的，一般人去不了。
这部民用电视机是当时的永新农具厂买的，是个二十几英寸的白电视机，用的户外天线，农具厂在厂里收不到，要在我们院子对面的对门岗山岗上才有图像，因此就在那里露天放。很远的人都跑来看稀奇。山岗上每晚天前就站了人。大多数时候都看不清楚，又跳得厉害，全是雪花、杠杠。但人们还是感觉新鲜和稀奇:千里之外的北京的事，在这上面都能看到，根铁丝都不牵，完全成了“封神榜”上吹的千里眼、顺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