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决定出去一趟。
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在许多个不快乐的日子里我都会去的一个地方，我却在最困难的时候忘记了它。今晚从山丘的背阳面重新走上去，却发现那个热热闹闹的建筑工地竟然不知从何时起停止施工了，我能那么轻易地跨过围栏走近它，东西似乎还撤得干净利落，再也没有灯，没有人，只有风声从耳边呼呼作响，那栋未完成的大楼徒有一个水泥外壳，风从没有遮蔽的窗户之间横贯而过，此时此景使我始料不及地遭遇到更深邃的悲凉。原本我是来这儿寻找安慰，寻找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不快的地方，但没想到我遇到一个比我更孤独的灵魂，它深居在这栋大楼里，跟我一同面对这一方黑夜的寂静。
那样的一个工程一旦停下来便不知何时再能继续，这栋大楼以一个被遗弃的半成品姿态屹立在这座小山丘上，我站在它的底部，幻想着它的过去与未来。它也许是被计划建成一座清幽的山顶公寓，或者是新开辟的另一个商业大厦，它应该有几层楼，现在封顶了没有，他们原本打算用什么样的材料装饰外墙，是玻璃还是金属。我跟它一起站在山顶俯瞰这个城市，我面对着南面在万千灯火中寻找着我家的大概位置。我现在面朝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我自己的房间，所以我实际上是在这样的灯火里寻找一个小黑点儿。我眯起眼睛，发现在这样密集的房子里难以确定我家的位置，于是我含糊地认定了一个区域，对自己说道：“哪，我家就在那边。”是啊，我家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我能远远地看着却不能回去，就像被一种自觉的约束囚禁在了山的这一边，而我现在就像站在了边界上。
我走进这座大楼，仅凭中秋夜皎洁的月光辨认出墙上的斑驳。我突然发现即使这里不再能承载我的痛苦，它至少还能放得下我对家的怀念。我在楼里找到一个跟我家格局相仿的房间，伸出手去抚摸墙壁，幻想这就是我家，这是我的房间，书桌那边最为凌乱的是我从不允许我妈收拾的私人领地。这过去是我爸妈两个人、现在是我妈一个人的房间。这是卫生间。这是阳台，从这儿能看到新年的烟火和中秋的圆月。这是厨房，抽油烟机嗡嗡作响，我妈围着围裙背对着我炒菜，饭桌上放着月饼和水果。她转过身来，捧着一个碟子，微笑着对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呢，快坐下来吃吧，你爸很快就要回来了。”
第五回
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城市就像一张摊开的巨大的画布，你总是能够找到可以涂鸦的地方。学校外墙的涂鸦已经跟我大一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新的涂鸦一层一层地覆盖掉旧的，干净利落并且看不出任何的厚度。除了这些外墙，还有很多公共地方能成为另外一些人小涂小画的地方，比如灯柱、比如椅背、比如抽屉、比如床板。我在我的床板上发现了一小串留言，看上去像是毕业生留下的纪念，我对这一小串没有办法清除的字感到厌恶，它们就像是被铭刻在这张床板上，证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个人的专属，它曾经承载过无数人的睡梦，最终将不会记得我，因为它只是一张床板，除非我把自己的名字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写在上面，就像我们常做的那样，把记忆强行附着在那些本身毫无感情和记忆的事物之上。
我出神地用指尖轻轻摩挲着抽屉里的涂鸦，干硬的修正液上显露出木头的纹理。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我扭过身去，中间隔着几个同学，朝着斜后方正埋头做着笔记的豆芽轻声说了一句：“喂，借我修正液使一使。”
我一直没怎么用过修正液，写错了字便画一画重新写一个就好，反正在某些要求不能有错字的场合（比如考场）常常同样要求不能使用修正液。我这才发现修正液是个好东西，只需轻轻一挤，所有的过去——不管你有没有写错，只要是你不想要被发现的——都能被轻而易举地覆盖掉。她茫然地看着我用她的修正液在我的课本上画画，修正液在我手中摇了摇，发出几声干脆的响声，我回头给她做嘴型无声地说：“我明天再还给你。”
晚上我拿着修正液去了山上的烂尾楼。因为在负载着谎言的日子里，我无法回家。我不能把学生宿舍当做家，于是这栋楼就成了我心中的家的替代品。我满怀欣喜地准备用这根修正液在空白的墙上涂涂画画，试图勾勒出我心里想要的那个家的模样，它应该有着怎样的天花板、怎样的墙壁、怎样的吊灯、怎样的书桌、怎样的沙发、怎样的电视，甚至是怎样的人，它们都将随着修正液笔尖的乳白色液体显现于这栋如同画布一样空白的大楼里。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他静静地盘腿坐在我的阳台上，衣衫褴褛，也许是不知哪儿来的流浪汉，借这个地方过夜。我不太高兴地走过去气冲冲地告诉他：“喂，是我先来的。”他对于站在他面前的我无动于衷，反而气定神闲地说：“这是我家。”我恼怒却又不知道怎么把他赶走，推也不是，拖也不是，我就这么着急地来回踱步，“你凭什么说这是你家呢！”“那你凭什么说不是呢？”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在我之前，有很多建筑工待在这里，这里大概是他们的家；再之前，在楼还没开始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等它变成了一栋无名之楼，谁都可以来这里认领一寸空间，我凭什么而你又凭的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凭证都是虚幻的，这个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所有的空间，包括土地、房屋，等等，尽管人们用尽方法满足并强调自己的拥有感，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哪怕一寸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
我环顾四周，在他与我所占据的房间中央用修正液从地上一直到墙上，甚至我还想一直到天花板——可惜我不够高——画了一条界线。我用这种方式强调了地盘的划分，强调了这种拥有感，却也同时觉得若有所失。我把怅惘挥散，重新摇了摇修正液，用这支本应用来修正和覆盖的东西来书写与创造我幻想中的家。
“我的修正液呢？”几天之后豆芽找我要回她的修正液，我才发现我把它落在了烂尾楼里，“我重新给你买一支吧，你的被我弄丢了。”“好吧，过几天考完试就放假了，你要不要回家？”“要啊，但是我不能跟你一起坐车。”要是被我妈撞见了，我大概就要编一个类似“豆芽来机场接我了”的破借口。
我一推门就听见客厅里我妈跟另一些女人的笑声。我放寒假回家没有跟我妈说是哪一天，免得她自作主张跑到机场来接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恰好碰上有客人来访的时候。我妈看见我回来了赶紧迎上来，我把行李箱抬进来，示意不用帮忙。经过客厅的时候我仔细看清了其中一个女人。她应该比我妈年长几年，不知是不是因为有点儿发胖的原因，她的皮肤充满了光泽，我注意到她微卷的短发下面，有一对非常宽而厚的耳垂儿。她一开口就把我震住了——她有一把非常洪亮的嗓门儿，“哟，面条儿，回来啦？”
这下我才把她认出来。她是我们家对门的冉大妈。在很多年前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她总是帮楼里的各家把孩子喊回来吃饭。她总是给各家孩子取上些跟吃的沾边儿的奇怪外号，比如“大饼”之类的。我那时又瘦又白嫩嫩，她就整天“面条儿”“面条儿”地叫。我一直受不了她这么叫我，她却为了自己找到如此生动的形容词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