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了每周末的小提琴课，还有这个可怕的小提琴老师。我在这最后一堂的小提琴课上迟到，她为此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而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注意听，于是难得带来一趟想拍点儿照片留念的相机就此被没收。
相机里的照片我再也无法冲洗出来，那些童年的记忆，我再也找不回来。但仔细想想，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一次性相机，只顾着一张接着一张地，拍了远多于可以冲洗出来的照片，直到不能过片，我还一个劲儿地在同一张底片上按快门，直到那张底片慢慢慢慢完全曝光，冲洗出来其实一片漆黑，看起来一无所有。但这些不能被冲洗成照片的影像，却被冲洗成了我脑中的记忆。在很多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对当时拍的每一张照片奇迹般地记忆清晰。我记得我拍过一只逃窜的壁虎，地板上被踩扁的拧巴口香糖，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小提琴老师挠屁股的背影，戴梦归的傻笑，还有很多很多，在按下快门的那些瞬间，我都全部记得。
我又想起合照里那条不存在的红领巾，它是永恒的。我只能在我的想象里尽情篡改故事的结局，就像梦归只能在多年以后剪去长发，但当年的麻花辫，永远都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童年，虽然最终云散风流，但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它亦是永恒的。过往就像是一个被封在玻璃瓶里长生不老的小人，无论玻璃瓶随着时光漂向何处，无论是被掩埋，还是被打开，它依然长着稚嫩的容颜。
第二回
我爸说到做到。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彻底地独自搬到了南城，临走前最后问了我妈一句，“沈骄阳，你确定要留下来？”她那时正给我系好了红领巾，摸摸我的头，然后看着他最后点了点头。
她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她做起了保险推销，时间相对比较自由。她说其实保险都是骗人的东西，等到真的出事了，保险公司准保竭尽全力找出漏洞推卸责任，所谓的风险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她却给我买了一份长期的厚重的保险。
小学毕业之后我们终于搬离了北镇。家具什么的都没有搬，只带上了生活用品，好像只是出一趟远门。那天我帮她笨拙地拖着行李出门，说好了九点上车，我却半路发现有些东西落在了家里，倒回去拿又没找着，结果再出门的时候就错过了班车。第一次到南城，走在路上觉得很累，也不知道是因为行李太重，还是因为路不平坦。我大口地喘气，浑身都湿透了。那时正值仲夏，太阳热辣辣的，我妈放下行李休息，直起身子眯着眼睛说：“今天真是好天气。”
新家在六楼，我们在楼底放下东西，按下门铃。我爸在对讲机里略显意外地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隔着铁门听见楼道里他开门关门迂回下楼的声音，与回声重重叠叠竟然一时间分不清远近，好像一会儿走近了，一会儿又走远了。
我果然有了自己的房间，但这跟我原来设想的大相径庭。我以为天花板是蓝色的，墙壁上有绿草和小花，书桌挨着窗户，床则靠着墙角。结果这个房间天花板和四面墙壁都是毫无特色的苍白，书桌面向墙壁，唯有床是靠着墙角。只有在晚上关掉了灯躺在床上，我才可以把这想象成我理想的房间，一相情愿地在臆想中为它粉刷蓝天绿草小花，把书桌挪到窗户边——然而这一切就像梦境一样，随黑夜的褪去而一一复原，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的剃须刀呢？”我爸一大早就在浴室里嚷嚷，“你把我剃须刀放哪儿了？”“我连见都没见过，更别提给你放哪了……”我妈说着，便打开镜子附近的柜子翻找，“这，不就在这儿么！”他拿起来，歪着脸一边刮着一边说：“我都不记得我把它放进柜子里了，平时都是放在牙刷边上的……”我看见我妈意犹未尽地看着敞开的柜子，里面的东西整整齐齐地被分类放好，剃须刀就放在靠近柜门的地方。她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怪异表情，然后又很快恢复原状并关上柜门，冲我喊了一句，“怎么还不赶快去吃早饭，第一天上学可不要迟到了！”
第一天上学，我骑着我爸送的自行车。他很少送我礼物，除了生日之外似乎找不到什么恰当的理由，即使是生日礼物，我也想不起来他有哪一次是慷慨地、精心地为他儿子挑选过什么。有些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健康地成长，所以会送篮球；有些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日后成才，所以会送书；而还有些父亲，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儿子以后将成为什么，所以每逢生日都封一个红包，里面是当月的零花钱——实际上他除了送了一个启用过的红包信封之外，什么都没有给我。他对我根本没有期待，没有想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唯独在我12岁生日那天给我买了糖果，但是糖果仍然不过是属于小孩子的东西，他压根儿就没想到我会长大。那么些年来，我一直觉得，我爸是一个很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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