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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阅读(2 / 2)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11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8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1、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2、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4月19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有点像划船的浆声,心中晃荡了一下。我再一次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那好吧,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好了,我、正、站、在、你、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说完她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一起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去了我家乡的小城,已经去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看过,打电话的时候正坐在一条渔船上。我胸中立刻给一种莫名的情绪涨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小河,汹涌,混浊,退得也快。

许可佳回北京后,来看过我一次。我跟她绕了半天圈子,想把话题绕到我和她的事情上去,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让她不要为了我空耗青春和感情。话题刚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支支唔唔地对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清楚。”许可佳打断了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又像上次那样说不是好消息就不要告诉她,让她自己慢慢弄明白。我以为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没有说下去。这次她刚从我的家乡小城回来,我母亲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些表亲告诉她有个讲普通话的女孩到处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马上联想到了许可佳。我觉得许可佳可能打听到了玲姐不是我的表姐,许可佳也就明白了自己和我没有共同的未来。她不让我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也好。我和她的关系本来就没有用语言固定过,到了最后,也不一定非得亮出那些残忍的话不可。许可佳在我家里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匆忙离去。好像我父母不在这里了,她坐着站着都不自然了。送走她后,我在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在发酵,像美酒一样醉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呼出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逆流而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是坏事还是好事),把我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没有风,没有月亮。星阵密集,清晰,却又像命运的语言一样神秘。我忽然觉得我的大脑跟星空联在了一起,准确地说,深邃的星空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我的大脑里。我真想马上打电话把这种感受告诉玲姐,双手挤了挤脑袋,忍住了。又挤了挤脑袋,冒出了一个主意。我决定在玲姐生日那天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能给她星星,不能给她月亮,但我可以用她的名字给星星命名。

我马上打开电脑,上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网站,填了一份申请表,从帐上划过去了860美元。

我选择的是白羊座的第二颗亮星,第一颗已经被一位法国人命名过了。白羊座在黄道星座中虽然不起眼,像芸芸众生一样普遍,但玲姐是白羊座的。在希腊神话中,白羊座还跟我喜欢的金羊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网页上介绍,每年12月中旬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白羊座正位于北京上空。那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但愿到时候我能跟玲姐一起去紫金山天文台,或者河南登封观星台看看它。至少,我们应该一起上楼顶去看它,并排坐着,脑袋挨着脑袋。

没几天,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确认信。确认信告诉我,申请和批复已进入网站数据库,一周内还将有一份漂亮的证书通过快递公司送到我手里,上面有我所命名的星星的座标、星图和观星信息。确认信后面,附有一位主管的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份申请,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发布。最后他祝我和玲姐福星高照。我毫不犹豫地敲出了两个字:同意。然后祝他星运当头。

4月19日很快就到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空气里照例有柳絮飘荡,花朵照例在开放,大街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要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玲姐的答复悬在心里,这一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美好得让人只想到处闲逛。

早上一起床,我就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没把命名星星的事告诉她,打算见面的时候突然亮出证书,让她惊喜一下。她在电话里情绪好像不太好,她说一个女人41岁的生日有什么好祝贺的,过一次生日,就老掉一大截。

我没有跟她辩论。关于岁数的看法,我们一直不一样,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快递公司,让他们给玲姐送一束鲜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感谢41年前的这一天,让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进了公司大门,我又给玲姐打了个电话,忍不住提了一下她应该答复我的事。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小天,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说:“你不能什么呀?”

玲姐说:“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事。”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上外面吃饭,你想吃什么?”

玲姐说:“吃什么都好,只是,我也不能当着面跟你说这事。”

我笑了,说:“那你要怎么说呢?”

玲姐停了停,说:“你等我的信好不好?”

我说:“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还是只能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前。”

玲姐说:“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我说:“你愿意多想就多想吧。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多想其实是多余的,无论什么事,一多想,就复杂了。还不如靠直觉,脑子一热,腰板一挺,就定下了。”

玲姐笑了,说:“那是你。我做不到的。”

“嗯,好吧。”

刚挂断电话,就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给星星命名的事,要求详细采访。我推到了明天。接下来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的事,我都推到了第二天。

下午,我知道不能准时下班后,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先去餐厅点菜。玲姐反对,还说了好几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总去外面吃饭不像是过日子的样子。这条理由让我觉得有些温暖,多少抵消了一些上午她在电话里带给我的不安。差不多整个上午,我都有些不安。她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几个“我不能”,她不能什么?事到如今,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多半不是什么好话。或者,她要答应嫁给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有些乱。

在去玲姐家的路上,我摸着国际星座登记局寄来的证书,在心里发着狠,这次要是她真的不答应嫁给我,我也真可以豁出去接受记者的采访。把我们两个人的单位地址都公布出来,让世人知道有个她,让世人知道有个我。可是,要是她不明说不答应呢?我思考了一下玲姐可能采取的拒绝的策略。拖,应该是首选。但这次决不能再拖了,越拖问题越多。求也不行。除了答应,怎么样都不行。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公开挑战世俗,大张旗鼓地追求她,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同时也让媒体做一回好事,推她一把。

门打开了,我举着星光闪闪的证书走进去时,发现玲姐刚刚哭过一样,脸上湿湿的,眼睛红红的。

“咦,怎么啦?”

玲姐又要哭了,说:“你尽干傻事,这回要害死我了。”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玲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你自己看看吧,这可怎么得了?”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版面左中位置有一条新闻。标题是《以星星的名义,见证浪漫爱情》,副标题是《中国大陆第一例用恋人的名字为星星命名》。内容不用多说了,提到玲姐时,报纸上有一句:“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玲小姐”。一玲就是玲姐的名字,在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申请表上,我没有填玲姐的姓。

“啊,这个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这个又怎么啦?”

“你还有心情装傻,呜呜呜,我都要被你害死了,呜呜呜,你干脆窝心一刀,让我死个痛快得了,呜呜呜。”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玲姐走到卧室里去躺下了,只是哭,不理我。我哄了她一会儿,进厨房里看了看,冷锅冷灶的。打电话叫了送餐,然后又坐到床上去哄玲姐。她还是哭,不理我。

我觉得在路上硬起来的心肠一点一点泡软了。我用手揩干她的脸,说:“不要呜呜嘛,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去收拾。”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怎么收拾?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上午有几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详细采访,我现在还想着要不要答应呢。”

玲姐马上坐起来了,“你答应吧你答应吧,你就想着顺自己的意,全不管别人死活。”

我有点生气了,说:“过了晚上十二点,我就给报社热线打电话。”

玲姐又躺下了,背冲着我,不时抽泣一下。餐厅送餐来了,我叫她起来吃饭,她也不理。我怕把她哭坏了,饿坏了,拖她起床,结果把她连被子一起拖到了地上。她就裹着被子蜷在地上继续哭着。我忽然笑起来了,想起了两年前我有一次生气的情景。那一次也是她叫我起床吃饭,我不理她。她把我拖到了地上,我就裹着被子躺在地上。

我蹲在她面前又哄了她半个多小时,她才又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拿着报纸问她,这个一玲是不是她。她当时吓得要喘不过气来,慌忙说不是她,天下叫一玲的人多得很。同事撇了撇嘴,说:“我估计也不会是你。”那语气仿佛是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追求玲姐,玲姐气得差点又喘不过气来,差点说:“那就是我!”说到这里,玲姐渐渐缓和一些了,她抓着我的手,求我千万别再把事情闹大了,尽量控制局面。还说结婚的事急不得,这么久就这样过了,也不在乎急着要那个形式。我说你先起来吃饭吧,别的一切都好说。她要我答应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同意了。不到一秒钟,我就后悔了。我怎么能这样就同意了呢?她裹在被子里又是哭,又是不吃饭,这阵势,我也真是没见过。

正在微波炉里热着饭菜,韩总一个电话把我叫到茶艺馆里,要我找个高段棋手陪一位大客户下棋,公司出钱都可以。聊了几句后,我知道了那位大客户是长江水文局的一位负责人,以前在城陵矶做观测员时,闲来无事,自学围棋,在业余棋手中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他这次进京,是想在几家通信系统公司中选一家,做长江沿线的自动观测数据处理系统。我估摸着他的实力顶多也就跟常四段差不多,不想让别人把这笔费用赚去,就找到了常四段。

我有很久没见到常四段,他瘦得吓人。常四段告诉我,他这几天心中大乱,没法子跟人下棋。前天他老婆在棋院门口堵住了林秘书,抓头发撕脸,一脚就把林秘书踢流产了。看着常四段那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很悲痛。默默坐了几分钟,常四段帮我联系到一名女专业棋手后,我就告辞了。几天后我给常四段打了个电话,常四段说,正在跟老婆谈判。漫长的离婚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想想真要问情为何物,世间最美妙的是男女间的感情,世间最折磨人的也是男女间的感情。

站在棋院门口,等那名女棋手的时间里,我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有一会儿没吭声,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小天,你好……好……好你个品位不俗的大混蛋!等着吧,本姑娘跟你没完!”说完咔嚓一声挂了机。

这一声咔嚓在我大脑里嗡鸣不止。我抬头望着星空,飞马座和仙女座的四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大方框,从方框北面的两颗星引出一条直线,向东延长一倍半的距离,就是白羊座。我找到了一玲星,望着它,心中渐渐寂静。

路上给女棋手塞了8000块钱,然后把她带到了茶艺馆里。我悄悄对韩总说,今天我很头痛,想回家了。韩总皱了皱眉,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许可佳的话,想着那近乎陌生的声音,觉得这下可以肯定她明白我的想法了。她生气骂我几句也是应该的。也好,用不着我亲口说那些想法了,甚至连普通的谈话也可有可无。如果她再多骂几句更好,让她发泄出来,我心里也更舒坦一些。跟许可佳交往一年,最后用一个大混蛋的形象在她心里定格,但愿她能为结束感到庆幸。难过是会有的,我也一样。这种难过我能够理解,但我没有什么办法。

半夜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一开口就抱怨我让她不省心。等她的唠叨告一段落了,我才明白是许可佳刚给她打过电话。

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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