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嗡的一响：“那岂不是说，我们和日本的文化近乎于同种同宗？”
“并非如此，只是说我们两国的文化之中有着血缘相近的地方。东方国家彼此之间互相映照的现象一直都存在，这又不是孤例。比如印度的佛教流传至中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却未见得可说成是中国与印度文化同种同宗。比较合适的，反倒可说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用后世的时髦词语来说就是‘国际交流’。”
我点头，接受他的观点。
柏然双眉深皱：“重新说回到我们自身上来。其实中国现如今的文明是建立在西周圣人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坦白地讲，那是一种虚假的极其矫饰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根基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孔子有句名言，‘学而时习之，可以为师矣’，他所说的‘学’，事实上指的就是西周文化中的诗、书、礼、乐。其实，整个中国后世的文化大多以孔孟的儒家学说为尊，而无论孔孟，他们当年顶礼膜拜的对象原本就是虚假，原本就是欺世盗名。从这样一种谎言的宗法与礼乐上产生的圣人文化，一旦了解到它的真相，实在是很难让人信服。”
“我记得当时白若栩这样说道：‘其实很早我就已经对周文王的圣人身份发生了怀疑。从姬昌到姬发再到姬旦，一家两代出了三个圣人，真是了不起的家族。现在，瞑城帮我解答了所有的困惑。不过非常遗憾啊，中国的文明在商末周初的时候来了个大拐弯，这简直是历史跟中国开了个大玩笑。如果没有这个拐弯，现在的中国将是怎么样的呢？’”
“那时我微微有些头晕，只听他继续说道：‘三千年前的商朝，工商文明达到了相当发达的高度。这绝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明，而是极度开明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文明。当时与商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区域已经多达好几十个，贸易和流通领域十分活跃，殷商在天文学、历法、文学、建筑学、铸造术、医药学、舞蹈尤其是音乐上的成就直至今日来看也是十分惊人的。这座深埋在地底下的瞑城就是最好的例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商以商立国，政府鼓励贸易和行商，甚至以‘商’为王朝之名，实可谓推崇倍至。事实上后世的‘商人’一词也是来源于此。这和之后西周倡导的农牧文明相差甚远。这也难怪，周人原本只是一个以畜牧为生的落后部族，他们虽然景仰大商文化，但等到周人忽然之间天降鸿福鸡犬升天，内心原本的景仰不免化为恐惧和仇恨。既然因侥幸得国，凭谎言传世，对前朝文化自然要加以最大的歪曲、污蔑和粉碎。从前好的，现在必须说成坏的。从前落后的，现在则摇身变为最最至诚的和最最天经地义的。既然如此，在商王国倍受推崇的商人文化便忽然间变成了一种为人不齿的文化，商人也忽然变成了下九流。这种轻商重农的观念竟一直沿续了几千年。’”
“‘农业是一种固守土地的行当，它最大的特征就是锁地、不流动以及自我封闭。而商业是外向型的，是需要不断地与外界发生联系，必须兼具勇敢和智谋的流动性的行当。轻商重农，这四个字完全重新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格，把原本外向活泼求新求变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并且胆小的国度。这种性格越是临近现代，越是暴露出它的致命缺点。究其根源，恰恰就是西周对殷商的谎言性颠覆所带来的恶果。这与当年奥斯曼土耳其灭掉东罗马帝国之后对近代文明的摧毁相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仅如此，三千年前的商王国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地位几乎能够平行。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她的墓葬规模压根不逊色于武丁本人。女性除了不能继承王位，可以在社会中独立担当任何事务。就凭写作这本《易经》的箕子之女就可看出，当时的女性无论在地位还是在智慧上都绝不输于男子。可见，大商王朝的平等意识实在是相当了不起。如果能够让这样一个王国健康地成长下去，三千年之后的中国和现世这个羸弱至此的中国会不会大相径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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