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东禾园”，是在7个月之后。
简单说这一下在这7个月中发生了些什么吧。1937年秋天，我们回到重庆，发现战火蔓延的速度远比想象中更快。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就在我们远赴藏地寻找雌凤鸟尊的短暂日子里，半个中国已经陷入日本人的铁蹄之下。偏安一隅的山城重庆成为战时临时首都，再一次证明银行家苏东禾果然极有先见之明。
但当我面对从如潮水般退守过来的淞沪会战的败兵残勇之时，当谢晋园谢团长的故事由那几个满目疮痍的老兵哭着喊着哽咽着讲出来之时，当一向冷头冷脸的章司令狂怒之下把手掌拍得鲜血淋漓之时，向来以玩世不恭而自傲的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我，无地自容。
我感到自己的罪愆，就像是南京的血，正从十只手指上热辣辣地流淌下来。
擅离军队如此之久，我真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战争让我获得了救赎的机会。在章司令的亲笔举荐下，10月的末了，我离开重庆，加入了驻守成都的中国空军第五航空大队，暂时被编入训练营。仅仅几天之后，日本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率领27架96式轰炸机袭击凤凰山机场，第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以9架伊―16战斗机升空狙击。这场此后名垂青史的空战以邓从凯击落奥田的座机之后自己也血染长空而结束。
一个月后，我成为第29中队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只有在空中，只有在随时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感中，我才能感到罪恶被点滴赎清的快感。再然后那罪恶感便消失了，我感觉到自己天生为长空而生，也仿佛天生面目狰狞，我追击，我冲刺，我发射，我找到屠杀的畅快与淋漓。有时候，当日本人的面目在空中与我距离如此之近直至毛发清晰可见之时，我甚至会向着那个家伙欢然大笑。然后，便是喧嚣而至的烈火的喷射。然后，便看见令人酣畅的死亡。
第二年5月初，一次颇为严重的受伤暂时中止了我的屠杀。我先是在成都躺了大半个月，身体虽然初步见好，但医生说我的眼睛仍旧处在极其脆弱的阶段，必须至少静养两个月以上，否则别说开飞机，只怕以后连认路都会有麻烦。于是5月的末了，我回到了重庆。
苏柏然，我想你了。
7个月，210个昼与夜，苏柏然这三个字几乎从未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但一旦硝烟的味道暂时从我眼前隐退，立即，他那极浓极乱的头发，那懒懒洋洋的眼神以及笑起来时从嘴角浮现的天真立即卷土重来。那回归的气势，竟然如同雷霆一般。
于是，面容憔悴但心灵欢愉的金少华如同回家省亲一般重新回到了“东禾园”。此时的我并不知道，另一场绝大的风波即将席卷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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