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夏天，伸出手去已经可以摸见又湿又热的空气了。午后睡醒，背上全是密密的汗珠，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耳朵边有蚊子飞过去的嗡嗡声。
窗台上放了一只口盅，一小束油绿的栀子花正散发着香气。那花是前两日在枇杷山半山腰的一个农妇手中买来的，不过一角钱，却很可以香上一个礼拜。
这是1937年端午节前后的重庆，据说北平那边的局势已经颇为微妙，但相隔着十万八千里的重庆俨然世外桃源，除了天气正一日热似一日之外，仿佛恰是时针静止的一处所在。尽管我的职务已经升上了中尉副官，但大部分时候都闲得很。当然，我猜想姓章的那个老家伙也并不打算派给我个真正有实权的活儿。派系这回事儿嘛，也就那个样儿。他既不好得罪我父亲，也不愿意让白司令皱眉毛，最好的办法就是每过半年升我一次官，实际上却只让我做些不着边际的活儿。也算是美差。
翻身起来，一巴掌拍死一只闯进蚊帐里来的蚊子，掌心中一抹粘乎乎的血红。我快活地吹着口哨，忽然间口热起来。杯子里有勤务兵泡好的金银花凉茶，一口气灌下大半盅，呆头呆脑地在床沿边坐了半晌，这才想起章必超上午派给我的差事。也行，这好一个中午的午睡，仿佛有些睡晕头了，正好去一趟浮屠关，也算是清醒一下头脑。
我要去拜访的是上个月14号刚从上海举家搬到重庆的一位银行家。老头子姓苏名东禾，据说也算是十里洋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跟政界军界都熟，为人倒很谦和。娶了个重庆太太，二十几年前是上海社交圈里出了名的美人儿，到得中年来忽然思乡心切，苏东禾说那也好，干脆搬到重庆来住上大半年，反正新鲜。因此带着太太与大儿子苏柏然一同过来，在浮屠关买了幢看得见江景的洋房，命名为“东禾园”。这当然是托词，放着大上海好好的基业不要，跑到重庆这鬼地方来干嘛。自然是苏老头眼线灵活，探听到什么不利于上海的消息。多半便是和日本人有关了罢。
我并不傻，只是不关心。日本人和我没关系，我只是一个年方23岁的国民党中尉副官，穿上制服时模样还算帅气，脱下军装穿上米白色的西式衬衣和系带黑皮鞋时也算人模狗样。于是我有时参加跳舞会，有时和另一位姓魏的副官打打网球（每当这时多半会约上两位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青年名媛），有时携上名媛中的某一位去吃两客掼奶油的冰淇淋。有时也会去赌上两手，但我的赌瘾并不大，与其说是想去赢钱，不如说是闲极无聊时去研究一下赌徒的面部表情。
但这个靠近端午节的午后我的有闲时间不算太多，既不能去赌场也不能去吃冰淇淋。我得去拜访银行家苏东禾。
这意味着，再过两个小时，我将与苏柏然结识，我的一生将从此改变。
苏家有两个儿子，大公子苏柏然，几年前在英国念数学。不知为何中途辍学辗转去了德国，这一回不念数学了，学的是建筑。我认识他那一年，苏柏然27岁，刚回国不到一年。他并不在父亲的银行里做事，一直呆在家里读杂书。苏东禾说，这孩子念成书呆子了。
至于二公子，只知道叫做苏明允，大概是和我差不多的年纪。这次举家西迁，苏明允并没有跟过来。
苏柏然很安静，大概比我矮5公分，但也算得上中等身量。肤色有些深，鼻梁挺出，中端有微微的凸起。头发极浓极黑，几乎说得上乱，与他那满身浓浓的书卷味颇不符合。相貌不算漂亮，眼神懒懒散散，像是没睡醒的人。左手中指上有块淡红的疤痕，据说是小时候被火烧伤的。
第一眼看见他时，苏柏然穿着一件暗蓝色的丝质睡衣，呆呆地坐在花园里，膝盖上躺着素描本和一支铅笔。我凑过去看，本儿上描着一大堆复杂的线条，大致像是一个旋转的立方体。
“画的什么？”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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