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之自立之斗争服务的。”
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起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
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
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
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
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为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译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
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
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
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