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
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2）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bsp;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