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
（bsp;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
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8月16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卍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6个纵队，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1.5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一会儿后，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
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色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
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只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
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6）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
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
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
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