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
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
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
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volkisch-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上容忍。两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彩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雪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6人委员会外,它没有多少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此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人)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
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