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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自跟纪春文和芦永拉上关系后，便不时亲自出马，有时也让姜雄代劳，分别请他佩去嫖去赌，四人交情日深，终于在陈炯明逃出广州城的那一天，四人在关帝像前喝了鸡血酒，交换了兰帖，结拜为异性兄弟——中国人就是有这种“优良传统”，总要设法结义金兰，才容易在心理上“情同手足”；加上了这个“兄弟”的名称，才似乎有了那种“血缘”上的亲密关系。从三国时的“桃园结义”、到隋唐的“瓦岗精神”、大宋的“梁山泊英雄”，直到今天的“亲如兄弟”或“同志加兄弟”，都在在表达出这种源远流长的意识。
至此，金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公安局的侦缉科长和保安科的副科长是自己的义兄，省城中又已没有了政府，正是一个大鱼食小鱼，扩张广龙堂的千载良机。这天晚饭后，他回到自己在小洋楼的房间，拿出那张“拒交捐款”的名单，仔细研究起来。
他先勾掉了可能或确实是向三山会或洪胜堂交了保护费的店铺，然后又勾掉了一部分可能是向省城中其他小堂口交了保护费的店铺——这样做便可以避免一下子树敌太多。还剩下二十来间店铺可能是跟堂口没有什么关系的。金城看着这些名单，一个计划慢慢在心中形成：利用关帝厅人马！
提起这关帝厅人马，在广东省城又是一件有趣的轶事。
在正儿八百的史籍中，对此并没有记载，但这个乞丐集团至少在前清光绪年间就在广州城中存在了，则是千真万确的。
最初他们聚集在省城西关一带，各级头目分别歇脚在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州寺、莲花庵等寺庙，而总头目就驻扎在西来初地的华林寺内，散处在市区和近郊破祠烂庙的乞丐亦归其管辖。
这一年，北方遭到严重灾荒，一个名叫陈起凤的花子头带着一帮乞丐南下广州。这人曾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当过几年头陀，有一身好武功，为人也比较仗义。来到省城后，势力日益壮大，最后压过了原关帝厅的总头目，这总头目自觉不敌，便知难而退，拱手“让贤”，原来关帝厅头目的世袭制也因而被打破。可谓胜者为王。
陈起凤“接收”了这份“家业”后，仍把关帝厅的大本营设在华林寺，自己则在西关置了豪华住宅，拥有几堂妻妾和一群奴婢。平时穿着纱绸衫裤，佩上金表金练，裤头挂上许多古玉，手执长烟筒，左右跟随几个保镖；到了要去拜访官府要人时，又换上长衫马挂，成个阔商富户的模样。
陈起凤平日在家呼朋引类，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他的各类贴身头目，则每晚到华林寺前天光圩和对街光雅里的仪仗铺坐收黑钱，有了钱便彷徉于西关的茶楼酒肆，穿插于陈塘之花街柳巷，这些寄生虫们迷恋于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以至有正当职业也不愿去做。据说当年陈起凤有一个近身亲随，其姐夫做了南路的知府，便派人到华林寺找他去当钱粮师爷，岂料这个小舅子竟不愿赴任，回信给姐夫说：“宁与五百罗汉为伴，不为五斗米折腰。”（华林寺内有著名的五百罗汉塑像）这就成了广州人至今仍流行的一句俚语，叫“做惯乞儿懒做官”。
花子头陈起凤钱从何来？主要就靠群乞的“孝敬”和收黑钱。当年在他的辖区内，一般市民商户几乎都“买怕”他，每办红白二事，得先送“碧陈”（黑钱）到关帝厅，富家四五银元，中等人家二三银元，贫家也得送上一元几角，并讨回一张木板刻印的符咒式的黄色纸条，上书“附城花子陈起凤”七字，帖在门口，以免群乞的滋扰，使婚丧诸事得以顺利进行。据说这笔“碧陈”分为五份，丐头占一份，孝敬当地段警察一份，其余三份为关帝厅所辖乞丐的福利开支，供病号医疗和殓埋之用。当然，陈起凤自可中饱私囊，否则他哪住得起豪华居宅，养得起三五打手。
如是办喜庆事，事主还得先备好一筵酒席，请陈起凤赴宴，据说陈不管酒席丰薄，均是只饮一杯酒，只吃一块肉，随后使人撤席，把剩下的酒肴全部搬回住处，以飨门下人，成为惯例。
当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省城的事。广州河南有个富商做七十大寿，大排筵席，自恃家里出了道台（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腰帮够硬，便不卖陈起凤的帐，没向关帝厅送“碧陈”。陈起凤闻讯，大为恼火，随即调兵遣将。
这一天，富翁正高高兴兴做寿，突然门外涌来一大群乞丐，喧哗噪吵，而且越聚越多，竟至一千余人。他们砸烂排山，在阶前随意大小便，扰嚷终日，驱赶不散。富翁急差人上告官府，官府却只是派了几个巡警来虚应故事。富翁无奈，最后还是向关帝厅封了大封“利是”，在门前帖上“附城花子陈起凤”的黄色“符咒”，群乞才相率散去。
事后，有人问知府的师爷：“知府大人为什么不敢派兵弹压？”
师爷听了，淡淡一笑：“弹压？一千多个乞儿（笔者注：广州人称乞丐为乞儿），如何弹压？这些乞儿烂命一条，打死一两个，非但不能杀鸡儆猴，还只会使事态扩大，直闹到不可开交；而且，他们背后还有个关帝厅！”
“那为什么不抓几个？”
“抓乞丐？”师爷大笑，“乞丐哪有怕抓的，乞讨跟坐牢差不了多少！而且，牢房关得了多少人？如此管而无益的麻烦事，知府大人不去理，才叫高招！”
官绅平民买怕陈起凤，但华林寺的和尚最后还是容不了他。主持僧以关帝厅人马经常穿插寺门，胡作非为，有渎佛门净土为由，要陈起凤搬出华林寺。到光绪末年，众僧跟关帝厅人马终于矛盾激化。宗教自有宗教的力量，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使陈起凤不得不考虑再三，最后把关帝厅的大本营搬到河南大沙头的金花庙。
在这之前，广州城中不同的乞丐集团各有自己的乞食范围，互不相犯，关帝厅主要起调节的作用。关帝厅迁到河南后，陈起凤扩大了兼并范围，一时声望鹊起，广州城中的大小乞丐头目，先后拜在他的门下，尊他为大头目，后来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各县的乞丐，甚至一些江湖浪客也望风来归，陈起凤在下层社会中声势甚盛。这时，已是民国初年。
不过，陈起凤当他的乞丐皇帝时间不久，便一病呜呼。
后继无人，关帝厅人马群“龙”无首，随即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西关、大东门、河南、新城、老城等各乞群的乞头便自立门户，割据地盘，不相统属。群乞仍自称是关帝厅人马，但其总厅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金城在1908年的初夏来到省城后，四处流浪，做了好几年的乞丐，对关帝厅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对各种行乞手段也甚是熟悉。现在，他想到了陈应，想到了他手下的群乞。
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进驻省城的滇桂军首脑们正在桂军司令部密谋如何借开会之机扣押昨天刚设立的“海陆军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主任魏邦平的时候，金城带着姜雄、周韦青离开了小洋楼，向城北走去。
广州城北是有名的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即越秀公园），山南麓有座著名的道观，叫三元宫，至今犹存，而且香火甚盛，每逢中元节、重阳节等节日，人山人海，观前马路几为之塞。左边不远，当年有座关帝庙，虽已是破败不堪，却是群乞们难得的栖身之所——四年前，也就是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广州国民政府把省城中的寺庙拆得七干八净，没拆的也多用来做了机关的办公之所，很多原在破寺烂庙栖身的乞丐只得露宿街头——金城记得陈应曾说过，他一般晚上栖身在关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