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巴宗因是牧区，无措，由自然区域划分的四部落组成，达巴、曲龙、顿居、东布。四地均未设行政长官。顿居是象泉河发源地。一九五六年，达巴宗与扎布让宗合并成立扎达县。
当年宗、措行政长官的职责是：接待政府官员和信使，监督执行地方政府法规；检查差民的户数、人口变动情况；检查监督差民支差税赋情况；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守卫边境领土（每年派员去哨口守山）和二十四条外贸通道、与印度谈判会晤等外事活动；收取出口税。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一短期的中央政府与藏政府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执政阶段。到一九六○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扎达县委员会、扎达县人民政府，下设农牧科、民族宗教科、公安局等直属机关和六区十五乡五十七村。这一体制延续至今。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央有过指示：边境县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整个西藏不摘“文革”。但终于失控。一九六八年，县领导被罢官；下乡串联的干部们鼓动群众拆寺庙、烧经书，民主改革时有寺庙三十二座，僧人一百五十二人，尼姑四人。“文革”中彻底破坏的二十六座，破坏严重的二座，仅有四座基本未破坏。现有僧人五个。
县办公室主任还给出一些数据罗列如下：扎达全县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二十八亩；草场总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实用草场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土林实际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
截止到一九八九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扎达全县共有八百五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五人；粮食总产一百八十三点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头（只），人均年收入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流人口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出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象雄的轮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身处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色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感到了逼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道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出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头攫住了全部心思，思路无法进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头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性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个别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入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的观点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活动。他不无激烈地说，假如当初松赞干布不选择佛教，藏族的历史和今天会怎样？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面对着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长春真人邱处机一直追随成吉思汗于鞍前马后），为何最终选择了喇嘛教？结果如何——一位蒙古学者曾写道，自接受了喇嘛教，蒙古人就变得懒散，“梦一般活着”——这个与世无争的宗教削弱了一个民族的强悍之风，复又削弱了另一民族的强悍之风。
不消说，这一观点是当代藏族识者中部分人的看法。穿过历史的烟云展眼望去，西藏人蒙古人乃至中国人历经怎样的思想光芒照射：佛教教义提倡的慈悲忍耐、因果报应，孔孟学说的内省节制与中庸和谐，老庄哲学则自由飘逸甘美香醇，这些教义哲学温柔敦厚，温情脉脉地指引人们从善如流，从善如流；千年以来规范了蒙古人种的道德与行为准则。只是这类哲学忽略了一点：人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丧失进犯之心的同时也失却了自我防卫能力。历史进入到公元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今天，人类历史显示的不乏强权政治和暴力流血的场景，而吝于展现希望、光明、乐观迹象。东方式的心智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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