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一面山坡，就见崖底巨石中呼隆隆一道大泉涌流而出。作为风景很美，水边绿草茂盛。县领导对它寄予厚望。时值确定新县址的关键时刻，他们急于敦促地区领导能够高抬贵手，批准老嘉黎作新县城。同时风闻地区倾向于阿扎区，并派有关部门在阿扎区搞过地形地质勘察测量，能不着急！于是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老嘉黎有历史，有寺庙，有文化传统，曾是宗政府所在地，我们最早的县政府所在地，老百姓很集中……倘若这眼大泉能提供电力，无疑有助于老嘉黎在竞争中取胜。
但当技术人员大体测过流量，只遗憾地摇了摇头。
嘉黎一九六○年建县，县府设在老嘉黎，去那曲没公路，骑马要走四天半。每位县干部都配备一匹马，白天放养。每到黄昏，各家马儿纷纷跑回自己的家。后来县城就搬迁到山青水秀的白玛塘，县名依旧。谁想到还需要再度搬迁呢！而且想搬回老嘉黎，谈何容易！这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心急火燎的县领导又心生一计，建议在老嘉黎召开群众大会，搞民意测验，看他们投老嘉黎的票呢还是投阿扎区的票？
当然当然。何用测验，一百个老嘉黎人会投二百张老嘉黎的票：右手没放下，左手又举起来了。作为县城和作为区公所驻地，有天壤之别。县城有电灯，有电影电视，大商店，中小学校；作为县城，也象征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假如我是老嘉黎人，也定会如此渴望。我们路遇许多干部百姓都纷纷向我们打探情况，区干部德庆群宗最殷切，她和她的父母都恳求我们能在地区领导面前美言几句。
我们的车队刚刚到达区上时，这位牧女出身的区干部德庆群宗，一听说来客中只有我一位女同志，便盛情邀我去她家同住。
区公所的院子就是六十年代初的县政府所在地，一横两竖三排房，现在看来很简陋。连日雨雪，院内遍地泥泞，遍地狗粪——由于没有打狗的习惯，嘉黎区和许多地方都是狗多成患。那些狗骨瘦如削，皮毛肮脏，品种又不好，看起来令人厌恶。院内还有一大片尚未收割的倒伏的青稞。德庆群宗的家就在青稞地边上，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又小又暗，又隔成小套间，里面一张大床，一排藏柜，柜上叠摞着五六床新被子。德庆群宗有收藏新被的习惯；外间有两张窄小的卡垫床，炉灶炊具，写字台。她和女儿住外面，把大床让给了我。随口问她，平时娘儿俩是怎样住的？德庆群宗的回答使我意外，说女儿想吃奶的时候，就都睡大床，平时女儿就睡卡垫床上。
可是女儿益西卓玛已经九岁了。九岁了还在吃奶？那么牧区孩子最大能吃到多少岁？
德庆群宗想了想，说，大概十五岁吧。不过女儿才九岁她现在奶水已很稀少了。
很快发现德庆群宗热情得近乎病态，她对于女儿的爱有些儿发狂了。同时她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几天里她一直在絮叨自己的生活遭际。
民主改革那年，人民政府送她去内地读书，那时她正年轻，像朝阳初升，灿烂前程召唤着她。但是后来的命运则阴云四起。结了婚，不幸又离异了——实际上是被抛弃了——她带着两个女儿返回故乡，回到父母亲身边。她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但噩耗传来，在远远的县中学读书的十三岁的大女儿得急病死去了——德庆群宗从系着彩缎的小匣子里取出亡女的照片给我看，继续说着——县上派人来看望，顺便征询处理意见，是土葬、火葬、还是天葬，可以任选。“我想来想去，土葬可不行，地下的虫子会把她咬得不得安宁；火葬也不好，还是天葬吧，干干净净。”
只有九岁的益西卓玛与她相依为命。她不愿下嫁牧民，“太不卫生”。益西卓玛是她的唯一希望。她用最极端的母爱眼光百看不厌地瞧着女儿，对女儿随口说的每句话都要立即翻译给我听，对女儿无意间做的每个动作都立即示意我一同去欣赏。她没抱怨过什么，除了对前夫的诅咒；只是用更多的热情殷殷地生活着。小益西卓玛也争气，在班上学习是拔尖的。德庆群宗按照汉族女孩的发式，把女儿的茸茸细发高高地梳在脑后，用红绸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她打算让女儿将来考拉萨的或内地的大学，她的命运要在女儿身上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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