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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强为我盖的，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还得靠儿子。”他说耿伟强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难看出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子在牢里看春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点被当年分管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进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子，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点，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弄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处理我。耿伟强跟你是同学，你知道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出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做一点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子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出了领导才能；我一辈子都是搞商业的，儿子做点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子里加满茶水，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
耿天龙银白色的头发在秋风中乱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这两年你舅舅倒是偶尔到我这儿来坐，谈谈工作上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想到他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咕噜噜将茶杯里的水全都倒进了喉咙里，寂寞的老人开始了他对我舅舅漫长的叙述。
他的第一句话是：“凭心而论，我觉得你舅舅还算是个正派人。但他这两年经常来向我道歉，我就有些糊涂了。”
一九七九年朝阳公社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农民，春节一过，二十九岁半的朝阳公社党委书记郑天良坐不住了，年初六就召开党委会，他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起袖子，烂毛衣袖口里就露出了一截灰蓝色的毛线，如同从袖子里钻出了一条误入歧途的蚯蚓，他敲着桌子说：“田全分完了，农民有粮食吃了，但他们在填饱肚子后，就开始搞封建迷信，我老家的乡亲吵着要修玄慧寺，过年的时候，玄慧寺烧香拜佛的赶集一样，乌烟瘴气，算命打卦的神汉巫婆们全都翻身了。”所有的党委成员们都还沉浸在过年酒肉的氛围中，对郑书记的话并没有多少热情，郑天良见大家没反应就有些生气，大过年的，他不好发作，就压抑着情绪说：“当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过，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应当给老百姓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农民的小农意识太强了，有了饭吃，就不思进取了，整天打麻将赌钱。”郑天良说了这句话后又用锥子一样的目光锥了副书记郭诚一眼：“我说老郭，你怎么也带头打起了麻将，像话吗？五十八岁就革命意志消退了。要是再有人反映你打麻将，我没权处理你，但我可以建议县委撤了你。”
郑天良还是发了脾气，郭诚副书记低着头不敢支声，他眼睛看着脚上的一双新的猪皮皮鞋。其他党委委员们就都面面相觑，抽烟喝茶的动作有些生硬。郑天良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而是要让他们富起来，怎么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们不想办法，不出点子，还要我们干什么？种水稻种小麦，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饿不死，但富不起来，江苏的华西大队是怎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办工业！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没有人再说这是资本主义了。正月十五后，我们带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去华西大队参观。我就不相信，人家的卵子比我们脑袋大。”
骟牛卵子出身的郑天良还是三句不离老本行地说出了一句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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