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我说。最后他开始意识到我在戳他的痛处。
“我可以借点儿钱给你，”他酸酸地说，“但是不能借十美元那么多。你知道，钱又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卖出去一辆车我得费好大的劲。再说，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卖出去车了。”
“真难，是吗？你知道，你都快让我替你难过了。好吧，替我向你太太和孩子们问好。”
他像对待买主一样把我送到门口。分手的时候，他说，“下次再来。”
“下次我来买辆车——光要底盘。”
他不太高兴地笑了笑。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在心里诅咒着那个没良心的、狗娘养的小气鬼。想一想，我们小时候还是好伙伴呢！我心中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可奇怪的是，我还是忍不住想，他变得越来越像他原来一直厌恶的父亲了。他总是那么叫他爸爸，“那个小气、冷酷、又蠢又笨的荷兰佬！”
好了，我可以把这个老朋友从我的名单上划掉了。我也真这么做了。有了这个意愿，以至于几年后我们在第五大街遇见时，我都认不出他来了。我把他当成了侦探，真的！我忍受着他愚蠢地重复着：“什么，你不记得我了？”“不记得了。”
我说，“真的，我不记得了，你是谁？”我认不出他来了，那个可怜的没用的家伙只得告诉我他的名字。
奥托·坎斯特是我过去最好的朋友。我离开美国之后，唯一常念起的就是那帮没怎么在一起呆过的男孩们。比如说，住在街那头儿旧农场的屋里那家人。那幢房子在我们那一片是唯一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也就是那条街还是以一个荷兰人的名字万·赫黑兹命名的乡间小路。不管怎么说，在那幢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住着三家人，赫斯勒一家，那帮小器的笨蛋们主要经营煤、木料、冰和肥料；拉斯克一家人呢，父亲是个药剂师；两个儿子都是拳师，还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像头母牛一样结实的女儿；牛顿一家只有母子俩，我尽管很少对小牛顿说话，对他可是异常服气。埃德·赫斯勒，跟我差不多大，壮得像头牛，就是神经有点儿不太正常。他长着个兔唇，说话也结结巴巴的。我们从来没在一起长谈过，可是我们俩不是好伙伴的话，也该算得上是朋友。埃德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而且工作也很辛苦，因为这个，他比我们这些放学后只知道玩的孩子们显得老成多了。作为一个孩子，我那时除了觉得他好说话之外，就再也没考虑过别的。我们只要给他一点点钱，他就会为我们去做那些我们不屑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缠着他让他请我们吃上一顿。令我觉得奇怪的是，到了欧洲以后，我发现自己还偶尔想起那个古怪的笨家伙——埃德·赫斯勒。我得说我总是满怀感情地想起他。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才是那种“可以指望得上的人”。我时不时地寄张明信片给他。当然，我从来没收到过他的回信。
据我所知，他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埃德·赫斯勒很愿意受到他表哥们，也就是小拉斯克们的保护。特别是埃迪·拉斯克。他比我们大一点儿，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家伙。他哥哥汤姆倒还不错。埃迪把他各方面都模仿得很像。他一直努力想在拳击界混出点儿名堂来。汤姆大约二十二三岁，不爱说话，举止得体，仪容整洁，还挺帅的。他像泰利·麦高文那样留着长长的卷发。人们丝毫不会怀疑他就是他弟弟埃迪一天到晚吹嘘的那个拳击手。
我们经常有幸能够看见他们兄弟俩在堆满肥料的后院练拳。
但是，埃迪·拉斯克——你很难逃出他的手掌心。他一看见你过来，就会拦住你的去路，咧着嘴，毗着满嘴黄牙不怀好意地笑。他假装跟你握手，其实是挡着不让你过去，然后再猛地朝你肋骨捅一下。那该死的笨蛋总是练那两下子老掉牙的连击两拳。要想摆脱他这种控制实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磨。我们都说他在拳击场上永远也混不出头来。“有一天，总会有人让他尝尝厉害！”我们大家一致断定。
吉米·牛顿与赫斯特和拉斯克这两家的交往都不怎么密切。在他们中间，他显得很不合群。他比别人说话少，却比他们举止得体，真诚坦率。没人知道他干什么工作，我们很少看见他，说话的次数更少。他就是那种人，尽管他只问候你一句“早安”，你也会感觉良好。他的问候就像是一种祝福。令我们颇觉好奇的是他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挥之不去的忧郁。这种忧郁应该出现在那种经历过深深的、无法说出的痛苦的人身上。我们怀疑他的痛苦与他那位我们从未谋面的母亲有关。
她有什么病吗？或者她是个疯子？要不她就是残废？至于他父亲，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遗弃了他们母子俩。
对于我们这些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来说，拉斯克一家人一直很神秘。
每天早晨准七点半，瞎了眼睛的老拉斯克先生就拿起他那根结实的拐杖，牵着狗走出家门。这事本身对我们有一种奇特的影响力。他们家那幢房子看起来很古怪。比如说，某扇窗子从来不开，遮光帘也总是拉着。拉斯克家的女儿莫莉经常坐在其他窗子中的一扇前，旁边放着一罐啤酒。每天窗帘一拉起时她就坐在那儿，像是一场演出的帘幕拉起来了。她每天什么事也不干，也不想干什么事，就是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听人家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所以我们那一片儿有点什么事她都知道。时不时地她就又丰满了许多，好像她怀孕了似的。她只不过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她又懒又邋遢，我们还是挺喜欢她的。她懒得连走路去街拐角的杂货店买东西都不愿意。她总是从窗户里扔给我们四分之一或者半个美元让我们替她跑腿，然后零钱就归我们了。有时候，她忘了让我们去买什么，就让我们自己留着那些破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