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能把电工刀玩得像马戏团一样，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并且高举左手，去医务室找白蓝。一路上鲜血顺着胳膊淌到了腋窝里，路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在振臂发飚，走近一看才知道又发生惨案了。出了这种事故是很糗的，但我无所谓，我马上就要去造糖精了。
我在医务室包扎时候，大肥婆在白蓝身后站着，非常讨厌。我看着白蓝把纱布一层层缠绕在我手上，我问她，筋断了吗。她说没有，然后拿了一块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迹擦干净。大肥婆说：“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献血多好。”白蓝就回过头去瞪着她。我说：“化工厂的人不能献血的，血里面全是毒。”
白蓝对我说：“想自杀？”我说：“不是。不小心的。”她说：“这样子就像个亡命之徒了？”我说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博尔赫斯说，记忆总是固守着某一个点。我记忆中的二十岁，亡命之徒就是那个被固守的点。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实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连献血都没人要，嫌脏。我在一个不必亡命的时代里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被杀，我会被送去造糖精，犯了错会被扣工资，如此而已。在这种时代我可以把自己杀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不会为了糖精和工资而自杀，也不会为了爱情，但是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
那天在医务室里，我坐在体检床上，白蓝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大肥婆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我他妈也不知道这肥婆想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对着白蓝笑起来。她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大肥婆也不那么讨厌了，就让她在一边呆着吧，这样很好。我的神经分裂的爱人终于无声地站在了彼岸，与我遥遥对望。
九三年秋天，闹了一次地震，是东海海啸引起的。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那天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我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滩滩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嚎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楼房，他们就聚在楼房之间，那么多人，掉个花盆下来都能砸死好几个。
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白蓝，找了一圈，发现她正趴在自家窗台上看热闹，还叼着香烟，比我更吊儿郎当。白蓝对着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车，三步两步蹿上去，进门之后一看，不得了，这娘们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衣，胸开得很低，赤脚坐在书桌上，嘴里含着一根咖啡色的摩尔烟，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脑袋上顶着十几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我想了半天，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后来想起来了，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就是这么个打扮。
我冲她喊：“地震了，你不知道？”
她不理我，两根手指夹着香烟，那只手在窗台前比划了一下，好像伟人指点江山，大声说：“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升西天返地府，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青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乱唱些什么，好像是诗词，又听不太懂。她转过头来，嘴巴里喷出一股酒气，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诗怎么样？”
“气势还可以。听着很熟，忘记是谁写的了。”
“还他妈诗人呢，这都不知道。这是我爸爸写的。”她吐了一口烟在我脸上，“今天地震我就想起我爸爸。”
我用手指在她眼前晃了晃，试了一下，还好，只是有点喝高了，不是烂醉。我将她拦腰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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