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反映了中国文化最佳精神的小巧玲戏的书本里为我们构画出一个穷书生是如何想方设法要布置一个漂亮的家的故事。从中国建筑的不规则原理出发，我们以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发展了一种或藏而不露，或异军突起的原则。它既可以使宫人家的别墅有无穷的变化，又可以使穷书生的住宅有变化的无穷。在《浮生六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这个原理的重要论述。据作者说，我们只要遵照这个公式行事，就可以把一个即使是较为贫寒的书生的住宅布置得美观大方，令人满意。这个原理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沈复写道：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问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欲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培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乔寓扬州时，曾仿比法，屋仅两椽，上下卧房，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芸曾笑日：“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气象也。”是诚然欤？〗
让我们再往下看，这两个天真的人物，一个是穷秀才，一个是他那富有艺术气质的妻子，看他们是怎样在贫困愁苦的生活中吮吸最后一滴幸福生活的甘露，却又总是提心吊胆，唯恐为造物主所妒恨，唯恐自己的幸福生活不会长久：
〖余扫墓山中，检有峦纹可观之石。归与芸商曰：“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匀也。本山黄石虽古朴，亦用油灰，则黄白相间，凿痕毕露，将奈何？”芸曰：“择石之顽劣者，捣末于灰痕处，乘湿搂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懿岩凹凸，若临江石矶状。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莺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至深秋，莺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臼相间，神游其中，如登篷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将移居者然。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私人住宅与公共建筑的区别，在于我们赋予它什么风格与特点，在它身上花去了多少时间与心血。住宅的布置与室内装饰，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从建筑师或第一流的公司那里购到的，只有当闲情逸致和柔情蜜意存在之时，家居生活才能成为一种艺术和享受。无论沈复还是李笠翁，两人对生活中的繁琐小事，桩桩件件，都充满怜爱之情，教给我们许多巧妙的技艺，如何栽花养草，如何布置盆景，如何利用庭园，如何美饰姿容，以及如何安排窗户的朝向，使你一推开窗户就能看到一幅可以人画的图景。他们还教我们有关画轴的悬挂和桌椅的陈设等知识。李笠翁还发明了一种暖椅，可供冬天用炭火烘烤暖足。我们在这儿显然不可能详细叙述这些内部陈设的所有细节，但可以总括一句，一切庭园和书斋的安置，瓶花的陈设，都以简洁优雅为基本标准。许多文人书斋的位置都可以使人一推开窗就看到一个小巧清静的庭园，洋溢着幽静的气氛。在小庭园的中央，矗立着两三块峭骨嶙峋、错落有致的假山石，满布着海浪冲击过的痕迹，或者看去就像珍奇的树根化石。此外还有一小丛线条纤细的竹子，十分惹人喜爱。也许墙上还有一个扇形的窗户，用竹子状的琉璃瓦做框子，约略地暗示出窗外有麦田和农舍，有另一个世界存在。
沈复为穷书生的狭小住宅设计所提出的，我们称之为“异军突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大户人家的花园设计，英语的“garden”（花园）与汉语的“园”字，含义大相径庭。“garden”中要有一个草坪，有各种花卉，而这一切都过于整洁，过于拘谨，过于规范，不适合中国人的趣味。中国的“园”字给人的第一印象，首先是一个视野开阔的风景，安排巧妙，匠心独运，也许要胜过天工，但仍保留着天然的韵味：有树，有假山，有小桥，有流水，有轻舟，有一畦草地，还有几株果树和几丛花卉。点缀在这自然风景中的一些人工建筑、桥梁、亭台、弯弯曲曲的长廊、高低错落的假山和流线形的飞檐，都完美地溶进了风景之中，与之浑然一体。没有整齐的篱栅，没有修剪成圆锥形或圆形的树木，没有对称的大树列队街道两旁，好似两军对峙一般，也没有笔直的人行道——没有这一切模式，没有这一切把凡尔赛弄得让中国人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非常拙劣的因素。在中国的花园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弯曲、参差、掩映和暗示。
没有一所中国的住宅容许外面的人从大铁门缝里看到屋前长长的车道，因为这与中国建筑掩映的原则相悻。从大门往里看，我们看到的或许是一座假山，里面地域究竟多么开阔，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进门之后，我们被一步一步地带入了一个个更为新奇、更为宏大的景观中去，我们处在接连不断的好奇与惊喜之中。这是因为我们要以小见大，以大见小。我们很少有一览而得鸟瞰全景的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人们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中国花园的特点是有意识的错综纷乱，仅此一点便使人感到这个庭院是无穷地大，至少要比实际的大一些。
一个满腹经纶而又家道殷厚的文人在设计他的花园时，甚至可以达到近乎宗教狂热和神圣虔诚的意境。祁彪佳（1603～1645）的论述很有趣地表达了这种心境：
〖卜筑之初，仅欲三五极而止，客有指点之者，某可亭，某可柑。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以徘徊数回，不觉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树，果有不可无者。前役未罢，辄于胸怀所及，不觉领异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地，若为天开。以故兴愈鼓，趣亦愈浓。朝而出，暮而归。偶有家冗，皆于灯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驾舟，三里之遥，恨不得促之跬步，祁寒盛暑，体栗汗浃，不以为苦，虽遇大风雨，舟未尝一日不出。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疤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矛亦病而愈，愈而复病，此开园之痴癖也。……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纤广不一，其彤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澜，大抵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
和谐一致、参差不齐、出人意料、影影绰绰以及含蓄回味——这些是中国亭园设计的部分原理，也是中国其他艺术所遵崇的一贯原理。
饮食
你们吃什么？常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答之，凡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忠于爱好，我们吃螃蟹：由于必要。我们又常吃草根，经济上的需要是我们发明新食品之母，我们的人口大多，而饥荒又过于普遍，不得不吃可以到手的任何东西。于是，以下事实便非常合乎情理：在实实在在地品尝了一切可吃的东西之后，像科学或医学上的许多发现都是出于偶然一样，我们也可能有意外的发现。比如，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具有神奇的滋补健身效用的人参，我本人愿意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它是人类所知具有长效的最具滋养价值的补剂，它对身体的作用来得既缓慢又温和。撇开这种在医药或烹任上都有重要意义的偶然发现不论，毋庸置疑，我们也是地球上唯一无所不吃的动物。只要我们的牙齿还没掉光，我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科医生会发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具有最为坚固的优良牙齿。厥然我们有天赐的一口好牙，且又受着饥荒的逼迫，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可以在民族生活的某一夭发现炒甲虫和油炸蜂蛹是美味佳肴。我们唯一没有发现也不会去吃的食品是奶酪。蒙古人没法开导我们去吃，欧洲人的劝说也未必见得会奏效。
在食品问题上，运用逻辑推理是行不通的。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大西洋两岸，两种水生贝壳都是很普遍的，一种是软壳的蛤——海螂，另一种是可吃的贻贝类，紫壳菜。这两种软体动物生在大西洋两岸，但种类相同。据查尔斯。汤森德博士的权威著作（载《科学学刊》＇scientificmonthly＇1928。7）所述，欧洲兴吃贻贝，而不兴吃蛤子；在美洲，情形恰恰相反。汤森德博士还提到，比目鱼在英格兰和波士顿是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的，而纽芬兰的乡下人则认为这种东西“不宜食用”。我们像欧洲人一样吃贻贝，像美国人一样吃蛤子，但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生吃牡蛎。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信服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的故事传播起来要比吃鸡肉的故事快得多，但事实上我们吃过的鸡要比白人多且更有味。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一件稀罕事儿。
我们只能说，中国人的趣味十分广泛，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可以从中国人的饭桌上取走任何品种的食物去品尝而不必疑神疑鬼。饥荒是不会让我们去挑肥拣瘦的，人们在饥饿的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呢？没有尝过饥饿滋味的人是没有权利横加指责的。我们中还曾经有人在饥荒难熬之际烹食婴孩呢——尽管这种情形极为罕见——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像英国人吃牛肉那样，把婴孩生吞活嚼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我们认真对待，那末，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我们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这个态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我们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吃和烹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上来。在欧洲，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饮食观。法国人是放开肚皮大吃，英国人则是心中略有几分愧意地吃。而中国的美食家在饱口福方面则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道食物的滋味，他们的语言中就会有表达这一含义的词语，英语中原本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他们只有“cooking”（烧煮）；他们原本没有恰当的词语去称呼“chef”（厨师），而是直截了当地称之为“cook”（伙夫）；他们原本也不说“menu”（菜肴），只是称之为“dishes”（盘装菜）；他们原本也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称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气地用童谣里的话称之为“greedygut”（贪吃的肚子）。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有胃。除非胃部感到疼痛，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在谈话中提起的。结果，当法国人打着一种对英国人来说不太谦逊的手势谈起他们厨师的烹调时，英国人却不敢冒着损害他们优美语言之险去谈论他们的伙夫饶的饭菜。如果他被他的法国主人刨根究底地追问之后，他或许会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布丁是极好的”，就蒙混过关了。如果布丁好吃，那末必定有其好吃的理由，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不屑一顾。英国人所感兴趣的，是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保卫尔（bovril）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
然而，如果人们不愿意就饮食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换看法，他们就不可能去发展一个民族的技艺。学习怎样吃的第一个要求是先就这个问题聊聊天。只有一个社会中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们开始询问他们的厨师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寒暄天气，这个社会里的烹调艺术才会发展起来。未吃之前，先急切地盼望，热烈地讨论，然后再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之后，便争相评论烹调的手艺如何，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地享受了吃的快乐。牧师可以在讲坛上无所顾忌地斥责牛排味道难闻，而学者则可以像中国的文人那样著书专论烹调艺术。在我们得到某种特殊的食品之前，便早就在想念它，在心里盘算个不停，盼望着同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一起享受这种神秘的食品。我们这样写请柬：“我侄子从镇江带来了一些香醋和一只老尤家的正宗南京板鸭。”或者这样写：“已是六月底了，如果你不来，那就要等到明年五月才能吃到另一条鲱鱼了。”秋月远未升起之前，像李笠翁这样的风雅之士，就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节省支出，准备选择一个名胜古迹，邀请几个友人在中秋朗月之下，或菊花丛中持蟹对饮。他将与知友商讨如何弄到端方大守窖藏之酒。他将细细琢磨这些事情，好像英国人琢磨中彩的号码一样。只有采取这种精神，才能使我们的饮食问题达到艺术的水准。
我们毫无愧色于我们的吃。我们有“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国，“华兹华斯牛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则是不可恩议的。华兹华斯高唱什么“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但他竟然忽视了精美的食品，特别是像新鲜的竹笋和蘑菇，是简朴的乡村生活的真正欢乐之一。中国的诗人们具有较多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曾经坦率地歌咏本乡的“鲈脍莼羹”。这种思想被视为富有诗情画意，所以在官吏上表告老还乡之时常说他们“恩吴中药羹”。这是最为优雅的辞令。确实，我们对故乡的眷恋大半是因为留恋儿提时代尽情尽兴的玩乐。美国人对山姆大叔的忠诚，实际是对美国炸面饼圈的忠诚；德国人对祖国的忠诚实际上是对德国油炸发面饼和果子蛋糕的忠诚。但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承认这一点。许多身居异国他乡的美国人时常渴望故乡的熏腿和香甜的红薯，但他们不承认是这些东西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更不愿意把它们写进诗里。
我们中国人对待饮食的郑重态度，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任何人翻开《红楼梦》或者中国的其他小说，将会震惊于书中反复出现、详细描述的那些美味佳肴，比如黛玉的早餐和宝玉的夜点。郑板桥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中，如此颂扬大米稀饭：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吸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总的来说，中国人领受食物像领受性、女人和生活一样。没有一个英国诗人或作家肯屈尊俯就，去写一本有关烹调的书，他们认为这种书不属于文学之列，只配让苏珊姨妈去尝试一下。然而；伟大的戏曲家和诗人李笠翁却并不以为写一本有关蘑菇或者其他荤素食物烹调方法的书，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另外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学者袁枚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来论述烹任方法，并写有一篇最为精采的短文描写他的厨师。他描述他的厨师，就像亨利·詹姆斯描述他的英国大管家一样，这也是一位颇有尊严，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又很有造诣的人。在所有的英国人中，h。g。威尔斯最有可能侯写一篇同样的文章，但是很明显，他写不出来。至于那些不如威尔斯博学多识的人，就更没什么指望了。法郎士1则是袁枚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也许会在致密友的信中给我们留下炸牛排或炒蘑菇的菜谱，但我却怀疑他是否能把它当作自己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传给后人。
『1法朗士（anato1efrance，1844～24），法国小说家、讽刺家，曾获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的烹任有两点有别于西方：其一，我们吃东西是吃它的组织肌理，它给我们牙齿的松脆或富有弹性的感觉，以及它的色、香、味。李笠翁自称为“蟹奴”，因为蟹集色、香、味三者于一身。所谓“组织肌理”的意思，很少有人领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竹笋之所以深受人们青睐，是因为嫩竹能给我们牙齿以一种细微的抵抗。品鉴竹笋也许是辨别滋味的最好一例。它不油腻，有一种神出鬼没般难以捉摸的品质。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竹笋和肉煮在一起，会使肉味更加香浓，猪肉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它本身也会吸收肉的香味。这是中国烹任有别于西方的第二点，即味道的调和。整个中国烹任法，就是仰仗有各种品味的调和艺术。虽然中国人承认许多食物（像鲜鱼）就得靠其本身的原汁烹煮，但总的来讲，他们在将各种品味调和起来这方面，远比西方人做得多，例如，如果你没有吃过白菜煮鸡，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中，你不会知道白菜的美味。根据这个味道混合的原则，可以烹调出许多精美可口的混合菜肴来。像芹菜，可以失吃，也可以单炒。然而，如果中国人在西方人的宴会上看到菠菜、胡萝卜之类也被分别烹煮，而且与猪肉或烧鹅放在同一个盘子里，他们未免会嘲笑这些野蛮人。
中国人在绘画和建筑方面的分寸感是十分敏锐的，但在吃东西时，这种分寸感似乎都被抛在脑后了。他们一旦围坐在饭桌前，就只管尽情地吃个痛快。任何大菜，如全鸭，往往是在上了十二三道菜之后才送上来。按道理，这一只鸭子也就足够人们饱饱地美餐一顿了。但他们何以在十二三道菜之后还能够将它吃下去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虚伪的客套，另一方面，在用膳的过程中，一道菜一道菜地慢慢送上来，在此期间，客人们要行各种酒令，或作诗填词，这自然就拖长了时间，使胃中的食物有机会得到消化。中国政府官员的低效率，很有可能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官老爷每晚都要不近人情地例行应酬三四个宴会所直接引起的。在这些宴会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食物是用来滋养他们的身体，其余四分之三的食物只会戕害他们的身心健康，这就是富人反而多病的缘由。像肝病或肾病，当官员们感到有必要退出政治舞台，就在报上公布这些疾病，作为最现成的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