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没任何变化，没少什么也没多什么，只有他俩躺在床上。我不忍心去看他们。我的眼光尽量避开他们，朝那台留声机走去。它已经关上，我看见那天下午苏菲和内森放过的那摞唱片，蒲塞尔的《小号琴》，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田园交响曲》，格鲁克《奥菲欧》中的悲悼欧里狄塞——这些是我从唱机上取下来的十多张唱片中的几张，其中两首乐曲的标题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知道它们对苏菲和内森也有着同样的意义。一张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他的最后一首曲子。我和苏菲在一起时，她曾无数次地放这首曲子，每次她都躺在床上，一只手掩住眼睛，听着那缓慢、甜美而忧伤的旋律弥漫整个房间。莫扎特写这首曲子时已不久于人世；这是否就是（我记得她也曾十分困惑）这首乐曲充满近乎快乐的认命和解脱的原因？她说，如果她有幸成为一名钢琴家的话，这将是她要牢记在心的第一首曲子，她将感受这“永恒”的声音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那时我一点不了解苏菲的过去，也不懂她说的这些。当时她停了一下，又说：每当听到这乐声，她总会想些在黄昏中玩耍的孩子们，落日的余晖将草坪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另一支是苏菲和内森整个夏天都在听的曲子。我不想过多谈及它，因为苏菲和内森都已不在了。这张唱片正好放在唱盘的上面。我取下它，忍不住想，在他们最后的极度痛苦或极乐，或无论什么类似的词儿吧，总之在他们临终之前，他们听到的最后声音是耶稣，是人类追求快乐的旋律。
这时，两个身着制服的殡葬人员拿着塑料袋走了进来……
我想，这最后的内容，可以称为“征服悲伤的研究”。
我们把苏菲和内森葬在一起，让他们并排永远躺在拿骚县的公墓中。这事办得比想象的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曾担心过，这毕竟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天主教徒的“自杀契约”（《每日新闻》第三版的报导是这样说的），一对未婚的恋人，悲剧的男主角精神异常，等等。这在1947年是十恶不赦之罪。你可以想象把他们合葬会招致多大的压力。但葬礼得以顺利进行（劳瑞安排了一切），因为必须遵从的宗教禁令并没有多少。内森和劳瑞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母亲已经去世，而父亲也八十高龄，早已老朽昏庸，再加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点呢？）除了内森，苏菲没有比内森更亲近的人。考虑到这些理由，劳瑞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举行葬礼。劳瑞和内森都已好多年没有进过犹太教堂。当劳瑞询问我的意见时，我认为苏菲不会想要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来为她行宗教仪式。也许这是渎神的假设，会导致苏菲下地狱的，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如此）我是对的。在来世，苏菲一定能承受任何地狱的磨练。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设于城郊的沃尔特库克殡仪馆尽可能地举行了一个文明、正派的葬礼（至少对外界来说如此）。我们只在那个牧师身上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简直就是个灾难。但我和劳瑞一起迎接来参加葬礼的人时并未意识到这点。吊唁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先到来的是兰道家的姐姐，她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带着十多岁的儿子从圣路易斯飞来。布莱克斯托克和斯莫尔&卡兹穿着十分昂贵的衣服，和曾与苏菲共过事的两位年轻妇女一同前来；他们都很伤心，鼻子都哭红了。耶塔·齐默尔曼和莫里斯·芬克一起来了，还有那肥胖的犹太法学博士莫伊斯，他本来是帮着搀扶耶塔的，可现在他一脸苍白，显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内森和苏菲的一帮朋友也来了——曾被我称为“墨特·哈伯帮”的六七个布鲁克林大学的年轻职员和教师，其中包括墨特本人。他是个说话轻声细语，动作斯文的翩翩学者，我对他稍有了解，喜欢他，那天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一会儿。当时的气氛异常凝重，仿佛连呼吸都被禁止似的，我真切地意识到一种震惊与悲惨的痛苦。没有人提到音乐，这会儿说它似乎是一种讽刺，一种羞愧。当悼念者们迎着闪光灯走进门时，我听见管风琴奏起“圣母玛丽亚”。
我的胃很不争气，调节情绪的能力也很差。自从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后，我的眼睛几乎一分钟也没闭上过，所发生的一切让我无法入睡，只能用啤酒打发时间。在这期间我曾偷偷摸摸地在弗兰特布西的大街和酒吧里游荡，嘴里咕哝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同时狂饮啤酒，啤酒可以使我不至于完全醉倒。这使得我似醉非醉的坐在沃尔特；库克的这家商业性的殡仪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