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得到苏菲的消息。”他说。
“她在哪儿？”我大叫起来。
“她在那个波兰医生那儿。但现在不在了，她去医院给她的胳膊拍x光片。她说内森可能把它打断了，这狗娘养的。但她希望你能回来，她会一直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直到你去那儿。”于是我立即动身回去。
对大多数正值青春年少的人来说，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充满焦虑。我现在意识到，在那个年纪我是多么反叛，不安分，内心充满困扰，但写作使我安全地控制了这种严重而危险的感情痛苦。它成为我宣泻烦恼与痛苦的工具。当然，还不止这些，但它至少是感情的载体，这便是我像爱护自己最脆弱的东西一样爱护它的原因。然而，我仍然十分脆弱；我用以包裹自己的铠甲仍有裂缝，吉尔凯郭尔的恐惧仍不时袭击我。那天下午，我匆匆离开杰克·布郎赶去寻找苏菲时，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极端的脆弱，无助，忍受着自我厌恶的折磨。坐在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公共汽车上，我完全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情绪所困扰，无精打采，大脑因极度紧张而一片浑沌，使我对即将到来的与苏菲和内森的见面不寒战栗。我在玛丽·爱莉斯身上的失败（我甚至没对她说一声“再见”）使得我的男子气荡然无存，以至于我沮丧地怀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性倾向上自我欺骗。当公共汽车驶近弗特里时，我在一家汽车餐馆的镜子里瞥见了一张苍白、沮丧的脸。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即将来临的恐惧。
到达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时已近下午五点。看来已过了下班时间，接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骨瘦如柴的和苏菲交替换班的老处女。她告诉我说，苏菲早晨就出去了，去拍x光片还未回来，不过应该快回来了。她请我坐下来等她，而我宁愿站着。我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这间房间粉刷得——或者说淹没在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深紫色中，墙壁和天花板全被漆成了紫红色。苏菲怎么能忍受在这么一种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呢？苏菲曾告诉过我，布莱克斯托克在圣·阿本的家也是这么装饰的。我想这个疯狂的装饰者是否就是已故的希尔维亚。她的照片镶着黑框，在一面墙上温和地笑着。还有一些照片四处散放着，其中不少是布莱克斯托克与大众文化名人们的合影：与爱迪·肯托、克劳夫·沃伦、谢尔曼·彼林斯利、鲍司市长、沃尔特·温切尔的合影，甚至与安德鲁斯三姐妹的合影，三姐妹浓密的头发像巨大的花束一般把他的脸团团围住。我的情绪紧张不安，这些愉快的照片将我带入令人沮丧的痛苦深渊。我祈盼着苏菲赶快回来，以解除我的忧虑。正在此时，她从门口走了进来。
哦，我可怜的苏菲。她两眼空荡荡的，显得十分疲倦，脸上的皮肤显出病态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她看上去很苍老，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我轻轻将她搂住，我们就这样一句话没说站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哭。终于，我看着她问：“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它没断，”她回答说，“只是碰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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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我说，又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咕哝着，摇着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处于某种监护之中，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识到这话的无用，同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袭上心头。“我应该在这儿的，”我叫道，“我不该离开的。我可能已经——”
苏菲打断我，说：“嘘，斯汀戈，你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我们来到富尔顿大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坐在摩洛哥式的酒吧里，苏菲把我不在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开始很愉快。她从未见过如此平静和情绪良好的内森，商量我们即将开始的南方之行，盼着婚礼的那一天。他一直很正常，在整整一个周末里带着苏菲疯狂购物。他们甚至去了曼哈顿，在第五大街逛了两个钟头，为她买了一只巨大的蓝宝石订婚戒指，适合好莱坞公主们的豪华嫁妆，以及一套昂贵的旅行行头，那价钱足以把查尔斯顿、亚特兰大和新奥尔良的老乡们吓得目瞪口呆。他甚至还到卡蒂尔买了一只表，想把它作为男人的最好礼物送给我。最后他们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了解南方的地理和历史。他们浏览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指南，他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李氏副官》，为参观弗吉尼亚战场做准备。
在内森细心而有条不紊的准备下，一切进展顺利。他对我们即将穿越的各个地区的植被物种、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方面做了相当仔细的研究，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前往尼罗河源头探寻的英国殖民者一样。他用他的热情影响着苏菲，把一切有用无用的关于南方的知识灌输给她，如棉花和花生的习性，一些南方方言的来源，甚至鳄鱼的生理特征。她爱内森，所以也爱这一切，包括那些毫无价值的经验之说，如桃树大多生长在佐治亚而不是别的州，密西西比河的最高点有八百英尺，等等。他还到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查阅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写的两本小说。他用慢吞吞的南方口音说话的样子令她乐不可支。
她为什么没有看出一点点危险迹象呢？她一直都在观察他，并确信他已不再服用氨基丙苯。但就在前天，当他们都上班之后——她到布莱克斯托克的诊所，他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