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该庆贺什么！伙计，今晚我们要为你干杯！”
他粗鲁地把手一下子抽开，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不可能，”他盯着我，“我的心情早已被这个我曾爱过的负心人完全破坏了，胜利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听见苏菲低沉嘶哑的呜咽声，但我不敢去看她。“今晚让我们为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干杯吧。”他高高举起杯子，一只手肘支在桌上，“我提议为痛苦地等待死亡的比尔伯参议员干杯。”
“你干杯吧，内森。”我说，“我不。我不打算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不管是痛苦的还是不痛苦的——你也不应该这样。像你这样的人更明白应该这一点。难道你不是在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吗？这不是开玩笑。为死亡干杯？真令人恶心！”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控制的冲动，大声地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举起杯子。“为了生命，”我说，“为你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我做了一个包括苏菲在内的手势——“为了健康，为了你的伟大发明。”我感觉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恳求的意味，但内森却仍阴沉着脸，无动于衷。我不知所措，感到一阵绝望，慢慢地放下杯子。我第一次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直往上窜；这怒火是慢慢堆积而成的，是内森可恶、专横的态度，对苏菲的虐待（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这种反应），还有对比尔伯的诅咒激发出来的。看见他并不响应我的祝酒辞，我颓然放下杯子，叹息道：“那么，让他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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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尔伯的死，”内森坚持说，“为他垂死挣扎时的痛苦嚎叫干杯。”
我顿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眼睛一阵发热，心脏一阵乱跳。我使劲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内森，”我说，“前不久我还曾就某一观点对你大加赞赏。我说，虽然你对南方有很深的偏见，但至少在一点上还存有一点幽默，不像别的很多人，不像纽约那些所谓的标准的开放蠢货们。但我现在明白我错了。比尔伯与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但如果你认为他的死有任何值得好笑的话，那你也错了。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
“你不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吗？”他马上插进一句，眼里闪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光。
这话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当然要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可他妈的那是两码子事儿！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就在我回答内森的话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情景简直就是我们第一天下午在苏菲房间里那一场怒气冲冲的谈话的翻版，只是内容不同而已。自从那次差点酿成殴斗的争吵之后，我错误地以为他已经放弃对南方的阴沉黯淡的陈见。他那气势汹汹、一触即发的怒气曾在那个星期六让我惊恐不已（然后好像已离我们远去），而现在却更加凶猛地向我袭来。我再次感到一阵惊恐。因为这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会得到一个友好的、要求和解的道歉，更不会有友好的拥抱。“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内森。”我又重复了一句，声音不可救药地颤抖着。“让我来告诉你吧，自从我认识你之后——虽然时间不长，还可能是错误的——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老练的人——”
“不要难为我了，”他打断我，“奉承话在我这儿没有市场。”他的声音刺耳、难听。
“这不是奉承。”我接着说，“这是事实，是我的真心话。你对南方的敌意——对我来说无异于你对它的仇恨，或至少是厌恶——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明智而有见识的人来说，都是令人吃惊的。内森，你对罪恶本质的认识太盲目，太原始，太简单……”
在争论中，尤其当争论处于白热化和趋于恶势时，我总是优柔寡断，处于劣势。我的话支离破碎，声音逐渐变小。我开始冒汗，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似笑非笑。更糟的是，我有些走神了，我在平常正常情况下所拥有的逻辑性极强的思维像小精灵一样从我的大脑中飞走了。（曾有一阵子，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律教授，像克拉伦斯·达罗那样成为法庭的主角。这一切在我转向文学之后成为泡影。）“你好像一点不了解历史。”我急促地说，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根本不了解！难道因为你们犹太人刚到这里不久，而且主要居住在北方大城市里，才为你对那里制造的一系列种族悲剧没有兴趣或完全不了解吗？你读过福克纳，内森，而你仍然对那地方存有憎恶和不可容忍的偏见。难道你也没有看见比尔伯在整个黑暗制度下远算不上是个恶棍吗？”我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说，“你的盲目无知让我感到可怕。”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也许我应该感觉到我已经留下了一连串明显的灾祸，但正如我所料，当时这种激烈的争吵与半歇斯底里使我的这种极好的感觉渐渐离去，进而将我推到一个傻瓜的位置。“还有，”我仍执着地说着，“你完全不知道西奥尔多·比尔伯做出的贡献。”这时，大学里写的那篇论文涌上我的脑海，于是我十分迂腐地用学者的口吻说：“比尔伯担任州长时，曾在密西西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成立高速公路修建委员会以及赦免委员会，建立第一家结核病疗养院，为学校增设体育和农业机械两门课程，最后，他还终于引进竞争贷款的程序……”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引进了竞争贷款的程序。”内森说。
我吓了一跳，发现内森用魔鬼般天才的声音供模仿着我的口音，且学得丝毫不差——迂腐，装腔作势，令人难以忍受。“在密西西比奶牛中曾流行一种德克萨斯热病，”我忍不住固执地往下说，“比尔伯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