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感到脸上有些发烫：“谢谢您的赞美，先生。”
他继续说道：“不过，这一切多让人奇怪呀。一个可爱的波兰姑娘怎么会为一个叫什么布莱克斯托克的按摩师工作呢？你又是在哪儿学会依地语的？还有——妈的，你又得容忍我向你打听了，但你知道吗，我很为你担心，我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你手臂上的刺纹是怎么回事儿？我明白你不愿说它，我也不愿问，但我想你应该告诉我。”
苏菲把头靠在那张吱嘎直响的粉红色椅背上，心里充满绝望。她想，也许她明确、耐心、粗略地解释一下，就可以结束这话题；如果幸运的话，还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虽然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令人伤心的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像她这样严密地保守这些已众所周知的秘密还是有些过分和令人生疑的。在美国，尽管能看到很多公开发表的书籍、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之类的东西，但人们并不真正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布肯沃德，贝尔申，达考，奥斯威辛等等，一些空洞的无法理解的词。她很少向他人提起这些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伤痛本身。她不愿重新撕开旧日的伤疤。她知道在说这些事之前，她都会感到身体上一阵痛楚，就像撕开即将愈合的伤疤或用尚未痊愈的断腿跳跃一样。然而，内森只是想帮助她；她明白自己需要这样的帮助——确实太需要了。她应该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他。
于是，她开始用一种平静的不含任何感情的平淡声调开始述说：“那是1943年四月，我被送往波兰南部一个叫奥斯威茨——比克瑙的集中营。那地方靠近奥斯威辛城。在此之前我住在华沙。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是1940年初，也就是我离开克拉科夫后去那儿的。三年的日子很漫长，但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犯下一个严重的……过失……——请原谅，我该说错误，我是能够安然度过那两年的。这个错误实在太愚蠢了，一想到它我就会恨我自己。我一直小心翼翼，你瞧，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我是说，一直到那时，我都没事儿。我不是犹太人，没住在犹太区，所以不用担心会被抓走。还有，我也不为地下组织工作。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我不想谈这些。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不必担心会被捕。我被抓的原因你可能会认为十分荒唐。我是因为把肉偷偷带进华沙而被捕的。我从城外的一个朋友那儿弄到一块肉。那时我们严重缺少肉食，所有的肉类只能送到德军军营，但我还是冒着危险去弄了一大块，想给妈妈补一补身体，让她能快点好起来。我妈妈那时病得很重，得了……你们是怎么说的？”
“肺结核。”内森说。
“对。几年前，她在克拉科夫时就得了这病，但当时治好了。后来到华沙后又复发了。你知道，那里冬天很冷，没有供暖，没有吃的，所有的东西都让德军拿走了。她病得很严重，人人都以为她马上就要死了。我没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如果我能找点肉食的话，或许能改善一下她的身体状况。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个村庄去买了一块火腿。这是禁品。我回到城里时，两个盖世太保拦住了我，他们发现了火腿，于是拘捕了我，把我关进盖世太保在华沙的监狱。他们禁止我再回到我的住所，从此我再没见到过母亲。后来我听说她在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他们坐的地方变得又闷又潮。苏菲还在讲着，内森起身把窗户打开，一股微风吹进窗来，把那束黄玫瑰吹得轻轻摇晃。这时传来哗哗的雨声，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公园草坪的那条小路，好像要将那些橡树和梧桐撕碎似的，与此同时响起一声炸雷。内森站在窗户边，望着窗外的大雨，背着双手。“说下去，”他说，“我在听。”
“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很多天，后来又被押上火车转移到奥斯威辛。在路上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而在平时只须六七个小时就能到达。奥斯威辛有两所独立的集中营，一所就叫奥斯威辛，另一所相隔几公里远，叫比克瑙。这两所集中营是不同的，你得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因为奥斯威辛是用来关押苦役犯的，而比克瑙却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消灭。下火车后，我没被送到……到……比克瑙，而是……”苏菲十分懊恼地感到她那冰凉的面颊开始抽痉，她的声音在发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但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没被送到比克瑙的毒气室，而是去了奥斯威辛，去做苦役，因为我还年轻力壮。我在奥斯威辛呆了二十个月。我去那儿的时候，各种要处死的人都被送到比克瑙，但不久之后，就只有犹太人被送到那地方了。那里死的犹太人太多了。离那儿不远，还有一所集中营，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厂，德国人在里面生产人造合成塑料，就是橡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也到那儿去干活，但主要是帮着处理在比克瑙被毒死的犹太人。所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大都是德国人所说的雅利安人，他们主要维护修理比克瑙的焚尸炉，也就是帮着杀犹太人。但你要明白，等他们的健康一去不复返，精疲力竭，成了废人之后，他们也将被处死，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
苏菲并没有说很久，但她的语言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语。除了疾病导致的疲倦外，她还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困倦——不管什么吧，这使得她的叙述比她预想的还要简短。她说：“只有我，没死。可能是我比别人运气好吧。有一阵子，我比许多囚犯的处境都好得多，因为我懂德语、俄语，特别擅长德语，这给了我一些优势。所以，那一阵我吃得还马虎，穿得也比别人好一些，身体健康也不错，身上还有劲。正是这体力让我幸存下来。但这种情形未能持续很久。是的，到最后，我也和所有人一样挨饿，然后因挨饿而得了——我想英语该叫做坏血症，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和肺结核，或许还有猩红热。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呆了二十个月，却幸存下来了。如果在那儿呆上二十个月零一天，我想我一定会死掉的！”她停顿了一下，“现在你说我贫血，我想你是对的，因为从那儿获救后，有一位医生——一个红十字会人员，他让我当心，因为我很可能会贫血。”她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声音越来越小，“可是我忘了这个忠告。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儿。”
有很长时间他们就这样坐着，倾听着窗外的阵阵风声和哗哗的雨声。被雨水冲刷过的空气从窗户涌进来，凉凉的，夹杂着被雨水浸过的泥土的芳香。风渐渐平息下来，雷声也朝东边的长岛方向移动，不久外面漆黑的夜色中便只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响动，一阵微风，或是远处淋湿的树叶的低语。“你该睡一会儿了，”他说，“我走了。”但她后来想起他并没有走，至少当时没有。收音机里还播放着《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章，他们一起静静地听着。当时苏菲躺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