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用四书、五经之类有限的古籍统一思想，进行礼教的、对皇权奴化的洗脑教育。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不同的是，汉代太学及以后的历朝皇家教学机构没有法学、数学、医学、天文、地理、音乐等课程（唐时的国子监虽设算学，但算学只授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主流学生不授）。所以，近两千年，中国既没有出现真正的现代大学，也没有出现对人类文明史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反倒是满腹经纶的皇权奴才们层出不穷，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在此路径下读书，生动的人变成了痴呆之人，站立的人变成了下跪的人。
第二大特点是中国太学生们是为了做官而读书，不是为了健康心智而学习和创造。太学生们想要出人头地，必须把他的所有智慧放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上，所以中国的文人们除了在健康的心智和思想的原创性上有问题外，个个都是以官场能吏、大内高手为楷模，两千年创造了人类史上蔚为壮观的官场文化和没有骨头但生命力极强的皇权哲学。在此读书路径下，善良的人很容易变成了阴险毒辣的人。
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文人的读书路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庸俗的读书，而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读书路径是让人充满健康心智追求的，雅致高贵的读书！
四、“书中自有杀人刀”
事情还不止如此。按李敖大师的研究，中国文人由于读书路径偏狭，读书目的庸俗功利，居然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文人相残的“书中自有杀人刀”事件。
唐代一个品性可疑的大才子元稹，给皇帝打小报告称另一才子李贺其父名有讳，不能考进士；宋代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才子沈括（《天工开物》的作者）也打小报告举报另一才子苏东坡的诗歌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冤案，尤其是文字狱大都与皇权培养的文人官场武功过高有关。在这样的奴性文化中，不仅不能期望产生大思想家，连文人自身的尊严和权利都丧失殆尽。
五、读书创造历史
正因为中国太学和科举路径的灰暗沉闷，造成了中国文人的整体失身病态，一旦有新的书出现或新的读书路径形成，中国的历史必将改观。
这里介绍两本早被人们遗忘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书籍：
广东罗明人梁发（1789-1855）是个聪明的印刷技工，当时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28）决定将汉译圣经《使徒行传》刻印，但清廷颁令禁止，并称“为首者立斩”，但梁却秘密帮助洋人刻印，此人的广东勇者性格可见一番。
梁后被马礼逊推荐前往马六甲福音教堂，经过与米林教士同住一年多，原信奉佛教的梁发于1816年11月3日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以后，梁学习英文和基督教义，到广州、澳门讲道。1832年梁发用“学善居士”名，将其编撰的布道小册子九种合刊为《劝世良言》，先后去广州和马六甲印行。第二年恰逢广州府试，各县考生逾2万名，梁发专送1000册前往贡院分送，洪秀全就是在此时得到此书的。十年以后，洪秀全以此书发酵、掀起了太平天国的惊涛骇浪。
此书不仅影响了洪秀全，也影响了当时对世道迷茫的很多南方学子文人。孙中山曾说他对满清政府最初的不满来源于故乡太平天国老兵们讲述的天朝悲壮故事。而他自与满清为敌后，也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
南风开始吹拂中国。
如果说梁发的“劝世良言”改变了十九世纪南方底层人们的思维，美国人丁韪良主编的《格物入门》（1866年）一书七卷则改变了当时京都思想界的上层贵族思维。丁是翻译官出身，在同文馆任事。取《大学》中“致知在于格物”意，内容包括力学、水学、火学、电学、化学和测算，皆是当时饱读经书的读书界上流人士闻听未闻之事。此书风行二十余年并流传日本。到光绪八年丁氏的《西学考略》出版，丁氏对打开中国人的脑袋，并让科学的西方真正吹向东方起了带头的历史作用。通过西学的传播，国人方知书中不仅有颜如玉、黄金屋，更有强国术。可惜国人办太学搞科举近二千年耗尽了多少心智财力生命，却和此类科学擦肩而过。
可惜，今人已没几个人还记得丁韪良和他的《格物入门》了。
读书开窍并创造历史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中国大大小小几百个皇帝中，除了流氓、无赖、农民皇帝外，还是有那么几个好读书的皇帝。南唐李后主好读传统风流诗书，结果把自己的国家弄没有了。清朝乾隆好读天下奇书，并专门找老外来讲天文、数学，结果成了中国皇帝中少有的不错皇帝。
看来，功利和庸俗的读书比起健全心智，享受人生智慧的雅致贵族般的读书还是天差地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