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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诉诸皇帝还是诉诸百姓?(1 / 2)

一张改变历史的“大字报”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贝格大学教堂门前贴出了一张“九五论纲”的大字报,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虽然洋溢着对上帝和教廷的尊敬,但严密的逻辑推理表像的后面,是向老百姓传达这么一种信息:教廷派发的“赋罪券”是荒谬的;以“赋罪券”为标识的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荒谬、不智和不道德。

这张普通而雄辩的大字报改变了德国寒冷的冬天和欧洲中世纪漫长的冬夜。

写这个大字报的作者是一个很刻苦努力在维滕贝格大学任教的好文人马丁.路德。他知道,他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诉诸大众社会很可能遭来杀身之祸(后来的罗马教廷也真宣布他为异端分子),但是他不知道,他这张大字报拉开了西方宗教改革的历史,宣告了黑暗的漫长中世纪的没落和当代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文明社会的新生。

这是一张改变历史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居然也与北美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一样成了为数不多的人类社会演进史上改变人类命运的有力量的文字。

这类有力量的文人和文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字表达直接诉诸百姓、诉诸社会并打动社会的神经。

诉诸路径指向的差异居然成为东西方文人差异的显著景观。

诉诸百姓的欧洲文明史

简单看看欧洲文明演进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顶尖的欧洲文人都热衷于把自己才华和文字诉诸百姓。

从希腊的苏格拉底每天去菜市场上对百姓侃侃而谈,到柏拉图对芸芸众生开门授课,从但丁遭受迫害用一曲《神曲》对大众呕心歌唱,到拜伦暴得浪名和诗名后在贵族院为煤矿工人们的苦难呐喊并直接去希腊与群民为伍扛枪战斗,从伏尔泰写出大量的非法出版物并赤膊上阵为小人物鸣冤叫屈,到左拉为一军官冤案写出“我控诉”并甘愿坐牢,从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类被政府追杀和放逐,到娶了贵族姑娘为妻的马克思干脆成了与工人为伍,在海德公园或报纸上直接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美国建国初期顶级文人一出风行的“常识”到为争取联邦选票的《联邦党人文集》热卖两百多年;而沙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契克夫、托尔斯泰等顶级文人的井喷式创作更是诉诸社会后社会反响巨大的稿酬和社会地位上升等友好支撑所致。

可以说,西方文人之所以喜欢直接诉诸社会大致有如下原因:

1.持之以恒地追求社会公正和理想而不是屈从于冷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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