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强化攻势，原本只是轻装步兵组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首次获得了德黑兰正规军一样的装甲力量，在以前交战中从伊拉克人手中缴获的苏制t―55型主战坦克和由中国生产的63/531型装甲运输车，组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30装甲师。在获得了装甲部队的支持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正规军进行了更为持久的战斗，继续清除通向巴士拉的道路。但是这依旧是一条举步为艰的血路。
在西方记者的镜头面前，一股股浓黑的烟柱弥漫着天空，呛人的火药味随风窜入人的鼻孔，在巴士拉外围地区，数十辆伊朗革命卫队的坦克疲惫不堪地躺在沼泽里；公路两旁或堆积着或散落着大批的弹药，难民们丢弃的衣服、床具、食品零乱地扔在地上。一个看上去还是小孩的伊朗士兵木讷的端坐在地上，他的四个哥哥的血流淌在这片土地上，家中剩下孤独而可怜的妈妈和已成寡妇的几个嫂嫂。他的眼神中饱含着停止战争的渴求。
而当伊朗人继续组织着他们更为庞大的攻势时，伊拉克政府也在深入的工作着，重新组织他们被摧毁的军队，为防御他们的国家做准备。在沙特和科威特的贷款之下，巴格达从每一个可能的来源购买新装备。1982年间，他们设法和莫斯科重新建立了联系，说服苏联重新开始交付1979年已经定购但在1980年9月停止交付的武装直升机和坦克。还订立了和法国的额外交易，包括订购更多的幻影f―1eq战斗机、对空导弹、弹药和重武器。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从中国订购了大量价廉物美的59式主战坦克和歼―7b型战斗机。当然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巴格达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而这一点远比先进的武器更为关键但也更难以获取。
至到1982年的夏天，巴格达方面才最终从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邀请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陆军航空兵顾问小组。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长期以来被西方丑化为只会对着莫斯科摇尾乞怜的德国军人的秘密到来，竟最终会令那一年的战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支民主德国陆军航空兵顾问小组的组长就是后来在全世界各地的战场之上威名赫赫的曼弗雷德.冯,莫德尔的父亲―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尖刀―第40空降营指挥官曼弗雷德.阿德勒上校。
尽管在华约的武装序列之中，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规模要比同属于冷战前沿的波兰人民军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要小。但是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依旧被很多西方军事观察家认定为是拥有最高军事水准的华沙条约部队，也是在未来战争爆发之时，除了部署在一线的苏联近卫装甲集群之外最为可怕的对手。除了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内部控制远比其他华约军队严密，并和苏军前线指挥部门有广泛的联系之外，那同样活跃于每一个德国军人血管之中的日尔曼进攻精神也是这支军队拥有强大突击能力的一大保证。
与柏林墙之西的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同样有着一支精锐的陆军航空兵部队。不过他们在当时还被称为“前线航空兵和运输航空兵力量”，直到1984年才正式更名为“前线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力量”。而这支成立于1981年12月的年轻部队，也延续了苏联的建军思想，没有象联邦德国的同行那样采取完全的直升机群化。主力装备依旧是包括苏―22m4型、米格―23型战斗轰炸机、米格―21型战斗机，安－2型、安―26型、伊尔－62型运输机这样的固定翼战机。当然在苏联红军强大的低空力量带动之下，民主德国陆军航空兵部队序列之中同样有第三“菲迪南德.冯.希尔”武装直升机大队、第五“阿道夫.冯.吕佐夫”武装直升机大队这样以苏制米―24d/p“雌鹿”型武装直升机为主的突击集群。
而在调任第40空降营指挥官之前，弗雷德.阿德勒上校便曾是组建于1975年，驻防巴塞珀尔的第五“阿道夫.冯.吕佐夫”武装直升机大队的首任指挥官。在近6年的大队长任内，弗雷德.阿德勒上校成长为了民主德国人民军之中屈指可数的武装直升机战术专家。也正由于这一点，他被柏林看重调往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鲁根岛，成为了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所部署了唯一一个空降营的指挥官。
经常有文献资料显示人民军有其它两个空降营，第二和第五营，但是这只是第40空降营早期的番号。在把部署在科特部斯的空降连扩编后，第40空降营于1973年加入国家人民军战斗序列。这个营直接接受民主德国国防部指挥调遣，而不是隶属于军区管辖。跟苏联红军空降师一样，同时是最高统率部的战时预备队。第四十空降营的装备比其它华约空降单位相比显得非常轻，它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装甲武器，和小部分摩托化装备。因此第40空降营经常在德国军事体系中被归属为突击队，用来执行敌后袭击活动。但是面对冷战时代战略战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民主德国政府也迫切希望将这把尖刀借助武装直升机插上锋利的翅膀。于是富有低空突击经验的曼弗雷德.阿德勒上校被调往了该营。
事实上向伊拉克派遣军事顾问团本不是民主德国的工作，对于爆发在中东的血腥而遥远的战争，目光紧盯着西方的柏林一年多来都保持着默不关心的态度。虽然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与柏林交往甚密。真正关心巴格达局势的其实还是莫斯科，毕竟一个狂热的德黑兰对于苏联来说同样是一个威胁。
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在十九世纪沙皇俄国时期便已开始。1804俄罗斯的版图已推进至南高加索地区，在拿破仑的鼓动下俄罗斯与当时的波斯爆发了战争。战争直至1813年，波斯在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与俄国签定《古里斯坦和约》才告于结束。波斯承认俄国对已占土地的主权，其中包括格鲁吉亚、达格斯坦等北部领土。之后的俄罗斯又开始蚕食当时东亚美尼亚，引起波斯的强烈不安，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波斯在1826与俄进行了第二场战争。经过两年的战争再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波斯被迫最终与俄罗斯签定《土库曼切条约》被迫割让亚美尼亚等地。
二战时期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伊朗的在苏联的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当时苏联在德国的进攻下处境极为困难，急需美英物质的支援。在黑海被当时土耳其政府封锁之后，盟国发现把波斯湾西北端向高加索和黑海连接起来的横贯伊朗的铁路是一条通向苏联输送物质最安全的途径。但当时的伊朗国王更倾向于借助德国的力量打败苏联，从而夺回被沙皇俄国所抢占的高加索地区。而如果当时的伊朗国王一旦投入轴心国的怀抱，那么苏联在的高加索与中亚地区将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当时的英国与苏联政府派兵直接占领伊朗。
二战结束不到一年，苏联便因在伊朗的撤军问题上爆发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直接对抗。冲突期间，苏联先后支持伊朗北部境内的阿塞拜僵和库尔德人从事分裂活动对抗伊朗中央政府，并直接派兵阻挠伊朗政府军队的平叛行动。此次冲突的后果是将伊朗直接推入西方的怀抱。苏联与伊朗的关系直至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也未得到改变。当时伊朗的霍梅尼政权提出了“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口号。将美国称为大撒旦、苏联称之为小撒旦。并在1980年3月发表的新年文告中宣称要与苏联做殊死的斗争。即使在伊朗面对严峻的军事威胁，如美国扬言采取军事行动时，霍梅尼政权也坚决不接受苏联主动提供武器的建议。
伊朗和苏联之间矛盾与冲突横贯了整个冷战时期。而且并不能光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来解释。在沙皇时期的俄国便制定五大军事进攻方向。其中的中路南下军事战略便把矛头直指当时伊朗（波斯）、阿富汗与当时的中国与印度西部边陲地区。而且这五大沙皇俄国制定进攻方略被之后的苏联政府所继承。苏联如控制伊朗，便可长驱直入南下印度洋、直接威慑波斯湾与中东产油区。相反的如失去伊朗那么意味着苏联的西南软腹地区将暴露在对手的面前。因此伊朗无论与沙皇俄国还是之后的苏联都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冲突矛盾。
“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之下，苏联在两伊战争的初期虽然表面中立，宣布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但是在战局出现对巴格达不利的情况之时，莫斯科还是不得不撕下伪装，向伊拉克交付了绝大多数其所急需的武器装备。但是当伊拉克不得不面对的入侵付出惨重代价结束的事实，迫使巴格达在提高他们军队的效能方面投入巨资，并准备邀请外国顾问，听他们任何好的建议，特别是和米－25“雌鹿”型武装直升飞机有关的紧要关头之时，莫斯科却表示出爱莫能助。
理由其实很简单，1979年苏联军方20万部队突然入侵阿富汗后，由于不能长期维持这么多部队的驻扎和作战，只保留了大约8到10万人的二线部队。而在西方世界帮助下与苏联对持的阿富汗各派力量却长期保持在200万以上。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苏军方面要象牢牢控制着战场的主动权，靠的就是这只犀利的陆军航空兵。因此除了在冷战前沿对峙西方和中国的精锐陆军航空兵之外，苏联国内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到了阿富汗的泥潭中去，教导伊拉克人的任务只能依靠自己的“嫡传弟子”―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