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位于一片开阔的濒海平原之上，但是加里曼丹岛东部的坤甸却并非无险可守。至少在这座城市的西部是一片泛滥的沼泽，使得来自东方针对这座城市的进攻者不得不放弃宽大的正面战线，而迂回两侧，从南北两翼沿着海边狭窄的公路发起进攻。而这一次坐拥十万之众的“伊斯兰天堂旅”也同样不能免俗。除了派出少数的精锐部队越过坤甸东郊的沼泽地带，对这座已经成为加里曼丹岛华人最大避难所的城市展开渗透攻击之外。艾依提不得不将自己空前庞大的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攻击集群对坤甸展开夹击。
在狭窄的进攻路线之上，来自加里曼丹岛各地的伊斯兰圣战者们拥挤不堪的前进者，而除了道路的拥堵之外，他们更要面对杨全麾下保卫家园的华人武装。虽然中国人民国防军海军陆战队第77旅对坤甸市的突袭，令重新组建的“南洋解放军”的指挥系统一度瘫痪。但是在长期以来坚持提升基层指挥官主观能动性的杨全的培养之下。守备坤甸市北部三溪珀努和南部贾维这两座卫星城市的“南洋解放军”在坤甸方面不断传来可怕消息的时候依旧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不论结局如何，我们都将站在这里，为我们的同胞而战！”正是在这样平凡的口号之下，4千多名刚刚自发加入“南洋解放军”的新兵勇敢的阻挡在了20倍于自己的敌军兵锋之前。
“一二一，立正，稍息，原地坐下。”而此刻在位于坤甸市中心的民用机场之上，一列列中国人民国防军海军陆战队第77旅的官兵正从他们之前所强行控制的整个城市各个关键性的节点之上撤防下来，在机场的跑道之上重新集结。准备与刚刚被他们当作敌人所控制起来的“南洋解放军”并肩作战。
不知道是出于愧疚还是勇气，身为中国人民国防军海军陆战队第77旅最高军事主官的杨孤鸿大校曾向雅加达的驻军司令部和杨全提出中国人民国防军海军陆战队第77旅作为全军的先锋投入反击。但是这一提案立即遭到了刚刚接手中国人民国防军印尼驻军指挥权的林太平少将和杨全本人的坚决反对。“现在的情况可不象当年在三宝垄那么糟，我们的敌人也不是精锐的日本自卫队，我有信心众志成城的‘南洋解放军’有能力击溃‘伊斯兰天堂旅’的乌合之众。”面对杨孤鸿大校的主动请战，杨全微笑着婉拒道。
“贵部目前是我军在印尼地区唯一的战略机动力量，根据目前的战场态势。我不可能同意将我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投入到与数万之众的穆斯林暴徒去拼消耗。”而林太平的回答在杨孤鸿大校看来却充满了算计和阴谋。“林助理，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坐视着自己的同胞无助的面对敌人的屠刀，是这样的吧！”在满腔怒火的驱策之下，杨孤鸿大校甚至通过无线电对着林太平咆哮道。
“杨旅长，你应该知道你的职责和你正在和谁说话，请注意你的态度！”在对方高亢的声线之中，林太平多少也有些激动的喝止道。“杨旅长，我是中国人民国防军印尼驻军司令马亦龄中将。你此刻激动的情绪显然干扰了你的判断能力，林助理的意思是贵部目前是我们手中唯一的预备队。作为一个军人，你应该明白预备队的意义。如果你想用一种方式去证明自己的话，我想卤莽和冲动并代表勇敢。贵部此刻的休整和等待是为了在合适的时候发出那最致命的攻击。”面对杨孤鸿和林太平之间的争吵，马亦龄中将不得不出来打圆场道。
在马亦龄中将的劝慰之下，杨孤鸿大校不得不接受驻军司令部的命令，让自己的部队转入休整，将战场留给杨全和他的“南洋解放军”。“你怎么会和德国人搞在一起？”一身戎装却无所事事的呆在杨全的指挥中心之内的杨孤鸿大校此刻只能闲散无聊的翻看着杨全放在办公桌上的诸多照片。他的目光同样被那张杨全和一个高大的联邦德国陆军军官在那架崭新的“虎”式pah－2型武装直升机前的合影所吸引。
“那是在2007年的时候，印尼的华人经过血战最终在爪哇岛上击败了达布拉基的叛军。当时的我……。”杨全一边微笑着一边无奈的摇了摇头然后继续说道：“套用目前的流行语来说，可以说是‘很傻很天真’。当然我想身为一个军人，谁都会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按照自己的军事理念去建设一支理想中的军队。当时的我可以说就是被这个梦想蒙蔽了双眼，忽视了身边其他人的想法和理念。最终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后世很多西方史学家的著作之中杨全一直被描绘成了一个自负而独断的军人形象。甚至有人将其的传奇经历与子虚乌有的中国高层背景相联系起来。在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沙马的著作―《今天的历史》之中曾这样描绘过杨全的人生：“虽然很多历史资料都竭力将杨刻画成一个普通人，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资历和背景的社会之中，如果杨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获取如此高的地位和功勋。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一个大胆的推想，那就是杨可能在抵达印尼之前便已经是北京方面某股政治力量的代理人，或者在他崛起的过程中接受了某方的招揽，从而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当然也有西方史学家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来自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考夫曼的著作―《一个人的决战―杨全传》中则这样写道：“他（杨全）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一点上他的个性更接近于一个政治领袖而非军人。但是他的理想却始终局限于军事领域，所以在他传奇的一生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取决于其军事理念而非政治主张是否可以为他的同僚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