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是否是因为战神总是在每天醒来之时特别嗜血，所以惨烈的战争总是在选择黎明时总是偏爱从黎明时分开始。虽然已经进入了早春2月，但是位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交界处的兴安盟地区（注1）却依旧停留在寒冬之中，这里平均气温依旧保持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而在凌晨时气温更可能达到零下30度以下。浓郁的宛如那些蒙古族牧民熬制的乳酪一般的晨雾弥漫在天地之间，整个世界就这样沉浸在这片仿佛万古不变的混沌之中。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仿佛全部停滞了下来。
但偏偏有一抹刺眼血红不通情理似的从这吞噬了世间万物的混沌之中透射出来，这抹闪亮的色彩先是隐隐约约的闪现在半空之中，好象初生的盘古一般好奇的尝试着触碰紧紧缠绕在自己身边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无边的混沌显然已经无法再困住这抹宛如火焰一般升腾不息的血红，最终这代表着生命和希望的色彩化成万物之祖手中的利斧划破了一切的障碍，而整个世界仿佛也从那一刹那开始恢复了活力。冲破这片迷雾的是一面鲜艳的军旗，在猎猎的北风之中那由金色丝线锈成的“模范红九连”的字样同样夺目。而在这面军旗的背后，一队队顽强的中国士兵顶着那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冻土之上传来的寒风，依旧保持着整齐的队列行进在通往北方前线的那一条条乡间土路之上。虽然在这里还没有硝烟升起，但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
在辽阔国土的南部边疆，数十万英勇无畏的共和国卫士在正向那个忘恩负义、频频寻衅的恶邻的纵深挺进。而在远隔万里的北方战线之上，另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却正逐步的逼进着。“三北地区已经全部进入战时状态，中央军委这次看来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积攒了一个冬天的残雪此刻已经冻成了坚冷如铁的冰棱。即便是装了防滑链的北京212型军用吉普在老练的司机手上依旧不免开的左摇右摆，颠簸不已。坐在车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参谋长曹阳少将此刻望着车窗外那些在军旗的引领之下，顶着草原上呼啸的狂风前行的士兵不由得感叹道。身为昔日挺进中原、剑扫西南的刘、邓大军主的直系后裔，第16军的前辈们用自己的鲜血映红了那面此刻飘扬在队伍前列的军旗，这面旗帜曾经引导着他们千里跃进大别山、一夜踏破突破长江天堑。今天他们的后来者们同样将誓死卫这份远比生命更为珍贵的荣誉。但是除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荣誉感之外，这支年轻的军队此刻竟再也没有足以自持的资本。
“部队从长春驻地出发，第16军近10万大军仅用了3个昼夜便成建制抵达预定集结地域，也可以说是兵贵神速啊！”坐在曹阳少将身边的刚刚从内蒙古军分区赶来的xxxx的特使―前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部长林锐少将。虽然同样神情严峻，但是面对着寒风中众多徒步开进的部队，那一张张在厚重的皮制军帽下冻的发红的年轻脸旁，背负着装在白色枪套之中的56式半自动步枪，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牵着驮载重机枪等物资的骡马，艰难的在雪地中行军的战士作为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林锐少将清楚的知道此刻士兵们已经拼尽了全力。
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开始，林锐少将便坚信中国拥有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的步兵。正是凭借着这一优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曾经不畏惧任何对手，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仅仅拥有一双铁脚板和“200米见真功”的近距离作战技巧还能战胜日益强大的对手吗？和很多富有远见卓识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林锐少将很清楚中国错过的是何等关键的一个十年。
自60年代中苏两国交恶以来，集结在共和国北方边境之上强大的机械化军团便犹如挥之不散的乌云笼罩在三北地区的上空。在四千多公里的中苏、中蒙边境之上，横扫欧亚大陆的苏联陆军重兵云集，虽然莫斯科的主要精力依旧集中于冷战正酣的欧洲战场。远东、后贝加尔、西伯利亚、中亚、土耳其斯坦各军区以及驻蒙苏军的总兵力仅占强大苏联军事力量的1/3。但是对于刚刚走出十年浩劫阴霾的中国军队而言，虽然拥有兵员数量上绝对优势（注2），但是火力和机动能力上代差的却可能令由包括边防团、武装知识青年以及各地守备师在内数百万中华儿女组成的血肉长城最终不过是一层一捅既破的窗户纸而已。
武器装备上的落后，可以借助有针对性的战略和战术来弥补。“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伟人虽然故去，但他的名言依旧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人民军队曾不只一次的用以弱胜强的战例有力的批判过“唯武器论”。但是永不过时的“人民战争”并不意味着单纯的“人海战术”，面对着高度机械化的对手，中国陆军在辽阔的“三北”边防战线之上如果一味的采取一线布防的话，最终将轻易的被撕裂和分割。如果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有效的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便成为了摆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军人面前的首要课题。
但自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来，在“突出政治”（注3）的大旗和解放军中“反右倾运动”。中国军队中的军事研究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军队内部养老和升值无望的人的去处。在动辄得咎的大环境之下，这些理应站在学术前沿的研究团队大多时候显得无所事事，需要拿点东西出来了时候，也不过根据这中央宣传的口径写说些套话、空话、假话，而民间的有识之士即便质疑，也没有渠道反馈。当然面对苏联可能对我国发动的入侵以及相对应的策略，在解放军中也并非没有，但往往都是应急性的。其中更往往片面的强调己方在兵力和士气上的优势，认为“红脑壳”可以轻松的“撞碎乌龟壳”，“苏修的入侵最终将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更没有人全面的从政治、经济交通、外交、历史、军事、地理、民族民情、气候等多方面综合研究，以至于5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北方的国防整体战略长期以来鲜有人研究。
这一情况直到70年代初，才随着粟裕大将等老一辈军事家重新主持号称“中国军事智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最终重新开始以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共和国“三北”地区国防态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政委粟裕大将不顾63岁高龄带领研究人员跑遍我国“三北”边境地区，实地考察兵要地志，深入部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开展人民战争的问题，多次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现代条件下卫国建军的方略。最终于1979年1月，在由他向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战术构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军在未来作战中的指导方针和作战方法。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总部列为全军高级干部的必读材料。而曾在粟裕大将麾下参加过攻克济南、决战淮海、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的林锐少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部长也再度与昔日的首长并肩战斗，在无声的战场之上努力作到决敌之先。
“军事理论先进与落后，不仅关系到国防建设，而且关系到今后战争的胜负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虽然粟裕大将的报告仅仅涉及到军事防御的几个问题，没有深层次的研究。但却也如一艘破冰巨轮率先冲破军事领域里的禁区，提出了按照唯物辨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等间题。率先冲破军事领域里的禁区，提出了按照唯物辨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等间题。而随着南疆战斗的打响，共和国的北方再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
“这天贼冷，老毛子也是爹生娘养的吧！在这个鬼天应该不会发起进攻吧！”来到了第16军前出的第46师位于阿尔山防区。陪同两位首长视察的第46师师长韩文郁搓着冻的麻木的双手说道。“我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曾听过这样一句谚语―冬将军是俄罗斯人最强大盟军，越是这种天气越是不能掉以轻心，命令部队全部进入一线工事，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面对部下的侥幸心理，曹阳少将不得不板起面孔训斥道。“根据美国人提供的情报，老大哥在远东地区的部队已经全部动了起来！远东军区的特列季亚克（注4）手上握着的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计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已经全部进入了一级战备。刚刚接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的苏联上将斯涅特科夫已经将2个摩步师装上了火车随时可以驰援蒙古国境内的苏联驻军。”林锐少将望着眼前雪原之上一条条刚刚修筑起来的战壕工事，不无担忧的向身边的曹阳说道。
如果莫斯科决定要向中国发起进攻，庞大的军团调动往往需要漫长的战役准备期，这个时间最短也需要6个月。在这期间，中国不可能不发觉，也会有相应的准备。但这一段时间几乎与中国准备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间重合。从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新的战略目标―“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开始，实际上中、苏两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便各自开始了发动和预热。随着1978年12月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开始向中越边境集结兵力。苏联军队与中国接壤一线各军区全面开始对所属各部队中仅拥有30%~50%兵员的b类师部队扩充和临战训练。
面对着北方边境上越来越浓郁的战争气氛，中国军队除了加紧在南疆地区集结力量之外，针对北方强敌的战争准备也在全面的展开，虽然无法主动出击但一线各军区同样转入临战状态：武装力量完成动员、扩充和调动，边防部队进入筑垒工事，野战军团在预设地幅展开，战略预备队调集到位。众多一线城市已经转入准军事体制，虽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各大城市的疏散工作并没有展开，但以大型工矿企业为单位武装民兵却已经开始了广泛的动员和战前训练。繁琐而庞大的工作量，加上恶劣的气候令整个过程对中国来说也同样的艰苦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