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开药铺的，在茅山不是益生堂一家。城西有仁和丰，城北有涵春堂，城东有广生德。鄂西北是个天然药材库，中草药品种在数百个以上。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七叶一枝花等等奇花异草，都能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觅到。开药铺的大都笃信行医即行善事，行善事即积阴德。于是乎药品加人品，行规加家规，使得中医中药在茅山成了一道涵盖历史、自然与人文的风景。像益生堂，天长日久，竟渐渐衍化成一个地名。张三问李四：“去哪儿了？”李四会答：“刚从益生堂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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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宗十七岁娶回汪姜氏，十九岁自立门户，三十三岁那年，添了最后一个孩子家廉。这时长子家礼已经虚岁十六，长女家慧十岁，次女家贞六岁，次子家义四岁。他成了一个有五个子女、一间药铺的令人艳羡的掌柜，实现了父亲汪荣盛为自己取名的初衷。
耀宗于三十六岁上辞世。弥留之际，三个儿子守在床前与父亲诀别。三岁的家廉站在家义身后，两手抱着他的腿，不敢上前。死亡临近的肃穆和惊栗，令他本能地感到恐惧。看到耀宗两眼的光已经散了，却迟迟不愿闭上，汪姜氏说：“你还有啥心愿没了，说出来，我们替你了了。”耀宗的魂魄已在红尘之外，口不能语，唯有一息尚悬，迟迟不肯离去。家礼试探着问：“伯，你是不是担心自己走了，我这个当哥的，照顾不好两个兄弟？”耀宗动也不动，呆滞的眼睛成了两汪死水。家礼含泪问道：“伯，你是怕益生堂在我手上倒了号？”耀宗这回还是没动，家礼却发现有道光在他眼睛里微弱地一闪。家礼两手贴膝，弯腰垂首，哽咽道：“伯，你放心，益生堂的生意我一定会照你立的规矩做下去。”汪耀宗缓缓吁出一口长气，眼睛终于闭上。
益生堂引子（4）
汪姜氏在家礼第一个孩子士云出生两个月以后去世。她是以奶奶的身份走的，走得很放心。家礼开始支撑门户，媳妇玉芝又是她自己相中的远近有名的贤淑姑娘。益生堂的将来一定会像耀宗期盼的那样，一代比一代更好。她完全可以在阎王爷那儿安心度日，不怕来世变猪变狗了。以后许多生死离合的变故，桩桩件件都是她和耀宗始料不及的。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益生堂倒号。六九年城市居民下放，家礼被迫离开县城，益生堂成为街道公产。到了落实政策，家礼从乡下回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使得益生堂“破”璧归赵。几年后县城搞开发建设，益生堂拆除。这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终于在看尽人世沧桑之后完结一生。随着墙倒梁倾，茅山城大街小巷风传开一个消息：益生堂拆房子，拆出好多金条，每根金条上都刻的有字。大家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看不出汪家礼有如此深的道行，竟连一点口风没听他漏过。那些曾经在益生堂住过的大杂院居民，暗自懊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挖地三尺的远见。故事在人们的口头传递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离奇。人们对益生堂淡忘的记忆，又再次从尘封中凸现出来，并且因为年代久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有人说，曾有老人看见，益生堂衰败后，每至月朗星稀之夜，必有一白衣女子，在宅外绕宅而泣，其声甚为凄婉。近前细听，却又人声皆无。此女子并非汪家夭亡之人。究其何人，谁都不甚了了。很多人联想起益生堂的兴衰沉浮，特别是汪耀宗三儿子、儿媳怪异的死亡，都生出一种寒栗之感，觉得汪家的遭际，有着一些微妙之处，似乎暗合着某种玄机。他们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迫切与好奇，想知道益生堂究竟挖出多少金条，这些金条在再次分配中又会演绎出怎样的悲欢离合。不管是妒忌也好，羡慕也罢，在他们心里潜藏着的某种模糊而强烈的臆断，需要得到证实。
茅山有首流传百年的歌谣，连小孩子都会唱。
龙山对瓜洲，
花溪向东流。
发财无三代，
做官不到头。
益生堂的房子拆得只剩了一些半截的砖墙和褐色的朽木，如同一本古旧的线装书，被撕得支离破碎。在周围完好的住房中间，显得那么零乱和空虚，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七旬老妪，混迹在一群如花的少女之中。冰山终于露出一角，那些关于金条的传言始终未得到任何证实。倒是有更多的人亲眼看见，益生堂昔日的少掌柜手上，有一张纸条，是民工拆房子时，在神龛背后发现的。已经发黄变脆的素笺纸上写着：
今日厅堂我为主，
来日厅堂主是谁？
祸兮福兮祸福倚，
失莫愁来得莫喜。
家礼证实这不是父亲的手迹。汪耀宗的字有不少人见过。益生堂原来的冲天招牌，就是他亲笔书写。人们猜测，益生堂的房子数易其主，如果不是汪耀宗，可能的范围就很大了。也许是前面几任房主所为，也许是建房时工匠的别出心裁。有很多相识的人前来索看这张禅语一般的纸条，看过后都啧啧称奇，心情比看见黄金还要复杂。
有天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