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它将来是个祸害，又不是你的血脉，孩子是个野种”。
张弘毅很幽默的说，“不管是个家种，还是个野种，总之是种在俺家的地里，我就认它。”嫦娥听张弘毅这么说，也就没有过分的坚持。
再冷的石头也能够捂热，嫦娥在张弘毅的父爱和夫爱的双重感召下，慢慢的由敌视到接纳，由接纳到相融，心里也还有对不住大柱子的愧疚，但那时一时一霎的事情。不久，在张弘毅的提议下，嫦娥和张弘毅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拿了结婚证。小俩口，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小日子过的不错。嫦娥因祸得福，有了一个疼她爱她的丈夫，张弘毅有了嫦娥的关爱，也像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一样，虽然是40岁的人了，又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
张弘毅是个好人，他是1966年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按照他在学校的成绩，考取大学是没有问题的，正在他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毕业后，在家乡张家凹当了五年民办教师，这期间，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被打成坏分子，保留民办教师的资格，回家务农，劳动改造。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平反昭雪后，组织上给他恢复工作，可是到哪里去恢复呀。他的民师的资格和名字，被公社教办的赵麻子主任的小孩舅抵了去。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了自己的位子。张弘毅也曾多次的找县教育局和公社教办室，回答都是“不要急，研究研究再说”。这一研究就研究了3年，黄花菜早就凉了，也没有给他恢复工作。再后来，县教育局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领导根本就不认账了。张弘毅，一个贫民知识分子，真是叫天不理，喊地不灵。和他同时当民办教师的他的爱人，早已转了正，成了一个小学的校长。和他同时高中毕业的同学，如今都有当上局长和乡镇书记的了，可他还是一个破烂王，好在张弘毅是个浪漫乐观的人，生活虽说是过得磕磕绊绊，可仍然很愉快。
他有一个观点，生活是一个以主观感受为主的东西，客观怎么样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所以，他这个人是个乐天派，就是这么一个四十岁的光棍，如果是其他人，肯定是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可是他，在收破烂之余，还有心思喊上几嗓子“我在城楼观风景，忽听门外乱纷纷”的京剧，来调节生活。他私下里对人说，“我这样做，也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要饭的日尻自己的腿弯子，穷将就吧。”
地位上的悬除，必然导致婚姻上的瓦解，因为双方的感情不和，所以也一直没有孩子。五年前离了婚，弄得张弘毅两把抱着个蛋。在家乡混不下去了，来到城里，先在县新华书店门口摆了个给人写书信和打官司状纸、法律文书的摊子，糊个口，有了点积蓄，他看收破烂的利润丰厚，于是就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一家收破烂的门店。凭着他的勤劳能干，效益也是不错的。前不久，经他的表哥老瘦猴介绍，结识了嫦娥的妈妈，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和嫦娥的姻缘。
第九卷：破鞋第七十九回：多才多艺张大嘴命运多舛张弘毅
张弘毅不仅人品好，而且是个很有才气的人，按说像张弘毅这样品学兼优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他该考上一个大学，或者是某一个专科学校，可是由于一念之差，而名落孙山。想起这个事情，他就后悔一辈子。
那一年安徽的高考作文有两个题目，一个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另一个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说开去》，他稍一思索，决定写第一个题目，因为他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张弘毅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他一看题目，《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太好写了，当时，也不知他的那一根筋没有转过来，他想只有毛主席，才能和东方红联系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怎么变成了紧跟华主席了呢，是不是出题目的人搞错了，华主席那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一个华政委”。于是他自作聪明的通篇围绕着“紧跟毛主席，永唱东方红”这个主线来构思，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的提出，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的建立，到八年抗战的胜利，再到三年解放战争，埋葬蒋家王朝，一直写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思路如滔滔江水，洋洋洒洒写了二千多字，自己也非常满意。第一科语文，他在他那个考场，他第一个交了卷。一百分的语文卷子，作文占了四十分，全部走了题，他怎么能够考上呢？在语文科结束，和其它考生交流时，他知道坏事了，其它几门也就无心考下去，哭着回家了。
按说，第二年还可以再考，可是由于第一年的失利，他得了考试恐慌症，进了考场就筛糠，根本就无法答卷。虽然在考试前，他反复的安慰自己，反复鼓励自己，“绞尽脑汁写答卷，沉着冷静且末慌，我是最强的，我是最棒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尽人心，任天命，天下农民也是一大茬人，考上了高兴，考不上，我还是回去修我的地球，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梦里吃糖想的甜，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他朝座位子上一坐，手拿起笔来就抖，根本就写不成字，监考老师许多都是他原来上高中时候的老师，不停的暗示他冷静，冷静，可是他哪能冷静下来呢，勉强的考完第一门语文，到考数学的时候，他紧张得高烧40度，不得不下了考场。
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抱亏，可是抱亏归抱亏，高考是以分数论英雄的，谁也没有办法。那时一个农村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家族背景，除了通过升学这座独木桥之外，是无法走出高粱地的。虽然他一肚子都是学问，也有招干和招工的机会，可那都是农村中的高层人士的子女的事情，他这样农村中的基本群众，祖上三代和亲戚朋友中连一个做生产队长的都没有，哪有他这个平头百姓的份。有倒是有几回，一次是文化馆招聘干部和银行招聘会计，那不过是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头头们当电灯炮子用，人家逮鱼，他跟着悟水吧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是个文学张扬的时代，是个诗意盎然的时代，从牛棚里出来的老作家被压抑的个性要张扬，和新中国同龄的成熟的文学青年才华要宣泄，正处在‘玫瑰色的红，醉人似的酒’诗意的小青年也需要抒发。更为主要的，这样三波文学人，赶上了政治相对宽松，思想相对自由，经济相对富裕的最适宜文学发展的大环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