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律师彻底地酒醒之后，他那种被套住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淡了。毕竟，那不是他来过问的另一件案子，他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只是，他无法从心里彻底排除那种被套住了的感觉，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是那种灵魂卑劣的人，明知有染却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明明得了人家的好处，一旦发生不利，就拉下脸皮拒不承认。对于这种根本就没有公开的变相吃请，有的人更是不放在心上。而他，却做不到。
星期一的晚上，那个叫马菊花的女人又把电话打到黄律师的家里，她把在徐主任那里的立案情况一一地对黄律师说了，这让黄律师很不高兴，因为马菊花这样作，根本就是不尊重徐主任，不尊重第二律师所，不相信那边律师的办事能力。于是，黄律师就有点不耐烦地说：“案子不是已经交给人家处理了吗？你还打电话给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什么意思。”对方的口气看似平静，却也显得有点无赖，“我只是不放心，不懂法律条文，想通过你来证实一下有些事情。你是名律师，说的话才叫我放心。”
“用人莫疑，疑人莫用。”黄律师提示说。
“知道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不会来打挠你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这件案子进行一定的关照。”马菊花这才挂了电话，其言下之意，必要的时候，她还是要找他的，这种意图似乎是在所难免了。
黄律师一听那些话就恼火了，马菊花简直是在给他施加某种无形的压力。她没有权利对他作这样的吩咐和要求。他越来越后悔接受那次的吃请，如果时间能够倒转，他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做法。
但第二天见到徐主任，黄律师还是下意识地站住了。在黄律师看来，那件案子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毕竟，野花香酒店的余老板面临自己的酒店出了这样的意外大案，而且被杀害人还是堂堂的市组织部长！他要想将所有的责任一推了之，什么麻烦都没有，甚至还舍不得花几个小钱，恐怕是不可能的。马菊英要求他经济赔偿，他想回避是回避不了的。
然而，徐主任却愁眉紧锁，情绪很低地说：“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余老板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他的口气硬得很。一切责任他都不想承担。”
黄律师细细思索，觉得余老板不想承担一切责任，其实是怕一旦上套，就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非那几个小钱。便不无暗示地对徐主任说：“不可能！他越是态度强硬，越说明他心虚。”
徐主任想了想，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问题是他现在有两点拒不承认：一是他不承认兰香是他这个酒店的正式员工；二是他不承认兰香的卖淫行为与酒店有关，而是兰香的个人行为。”
“这个不难！”黄律师说，“你可以通过兰香取证，也可以通过暗访他人取证，野花香酒店公开卖淫，是众所周知的事，世上没有不吐风的墙，由不得他不承认。再说，事实摆在那儿，不管是怎么回事，胡大成进了他这个酒店，又是在他这个酒店出的事，现在人死了，酒店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怎么推也推不了的！”
徐主任点点头，他好似在迷雾中又看到了一线光明。
当晚，徐主任又给黄律师打来了一个电话，说了另一种情况：“有人趁火打劫，想敲余老板一把，说他利用小姐拉拢腐蚀革命干部。”
“放他妈的屁！”黄律师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愤愤地说，“这些狗日的贪官，人家没事时，把人家贴得好好的，鞍前马后的效劳，做奴才还怕不称职。为分得杯羹，巴不得跟他舔屁眼也是好的！一到人家出了事，就躲到他娘的裤裆里，一推干净，好像自己是个什么荤腥也不沾的乖猫儿，生怕惹火烧身，或者昧着良心趁火打劫，狠敲一把。”
“如果有人中间插一杠子怎么办？”徐主任问。
“这事你不管！”黄律师说，“万一有人要狗咬狗，让他咬去，他们自然有办法控制！那余老板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他自有定力。你还是照你的搞，该怎样还怎样。”
第二天上午，一场由第二律师所代理起诉的一桩数额相当大的经济赔偿案在新城市法院民一庭正式开庭审理。这起自诉案，是以死者遗孀马菊花为原告，野花香酒店为被告。见钱眼开的胡法官，很高兴接受这样的案子。这案子不仅有相当一笔案件受理费，还能从案件审理中探知一些事情真相，满足好奇欲。更重要的是，这笔案子会让他从原告和被告那里捞到一些相当的好处费。为了达到最后一个目的，眯眯眼睛的胡法官接到案子后，掌握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环节，就立即下传票给余老板。在审问余老板有关案情的一些事实时，这位法官态度非常恶劣，问话恶声恶口。而当余老板不断地给他烟抽，并略有一些暗示后，他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又给人一种很不稳定的感觉，说不定什么时候，这种恶劣的态度又会重新出现。
余老板处事不惊，他应对裕如地回答着胡法官的逐一提问，游刃有余地改变着法官的态度，甚至偶尔还来一点小小的刺激，刺激过后又来个重新控制。这件原本审理起来应该很简单明了的经济赔偿案，也就越弄越复杂化，最后复杂到完全事在人为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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