涯”中砥砺生命。
他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爱滋病研究所付所长的顾孝钢先生，在进入哈佛爱滋病研究室后，经常一呆便是14个小时，那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其实便源自“大同烤鸭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陈建平这样说道：我们不是游击队战士，说得粗俗一点，我们没有男人的“卵泡”。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人生与寻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陈建平将目光投向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大宗教的发源地的中东地区，投向了以色利，在那里，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正在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充满了他所向往的氛围，而在耶路撒冷哭墙下进行着的祈祷带着他从来梦想的气息。
不过，1985年和1986年期间，中以关系还非常的敌对，早在1972年当中国恢复了她的联合国合法地位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发来祝贺电文的时候，其时的中国政府将祝贺电文退回举动一定深刻地刺痛了以色列人民的心。陈建平无法直接从中国进入以色列，他想到了日本。
两个人对陈建平前往以色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一是时任以色列宗教部部长助理的叔叔；其二是日本作家手岛佑郎。手岛佑郎是日本第一个犹太学博士，有着拉比这个崇高称号。当陈建平联系上手岛佑郎后，他请手岛佑郎与他在以色列的叔叔联系，逐一搞定入境签证、奖学金以及每月200美金的生活费。在正式进入以色列国境前，陈建平在日本长崎有益语学院呆了整整一年，198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陈建平终于从日本长崎出发，前往以色列。到了1987年的早春，陈建平继南京小唐进入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之后，成为第二个踏上以色列国土的中国人，他进入了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犹太复国主义现代历史”。
仅仅只有三天，三天时间，在耶路撒冷，这个云集着诗人、斗士、革命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中爆发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
对一个只是希望在西方社会中获取自己个人一席之地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起义让他充满了惶恐，但对陈建平来说，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那些在头上呼啸而过的枪弹，那在空中轰隆作响到让你神经崩溃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在被时间、岁月所剥离的墙壁背后突然凶狠地扔出的石头、铁块，正是他内心时常渴望的东西，因为，多年来他梦想的激荡生活现在真的就出现在了身边。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2）
生活充满了不安、紧张和杀机。
白天，当他在希伯莱大学攻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时候，他得时刻提防一个手雷会扔进教室；夜晚，当他回到家中倒头睡下的时候，他的枕下放着的正是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中士的象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冲锋枪，一把或许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提式冲锋枪。
经常地，当他行走在耶路撒冷时，他得时刻提防阿拉伯人兄弟的无意攻击：一个烧得通红的螺丝帽，被用薄铁皮夹着刺破了空气呼啸而来，一旦被它击中，即使不致于立刻毙命，杀伤力也足够可怕。
几乎是一下飞机，陈建平就加入了以色列国籍，而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当然的预备役军人。在每年四十五天的预备役中，每天他都必须手持装有32发子弹的“乌齐”，和战友巡逻在随时可能爆发起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这时，陈建平往往远离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远离了他酷爱的语言学，远离了这块神奇之土上人类曾经遗留下的文明印迹，以及一个叫作耶稣的男子，以及他对一个充满了罪恶、贪婪、淫乱等等罪恶的世界的拯救。心情极其复杂地，陈建平紧张地行走在土尔卡恩、吉巴利亚等等著名的难民营地，他知道，在这里，云集着巴勒斯坦最强悍的造反者，在这里，随时随地会出现手持武器的“法塔赫”成员，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理解一个来自中国，对激荡生活有着乌托邦冲动的年轻人的内心感受，当他们的冲锋枪口喷出火焰的那刹那，照样会毫不留情地毁灭陈建平，毁灭他从来的，渴望破解人类母语的热忱。
陈建平不会忘却这样的情景：
1989年夏天的吉巴利亚难民营。
陈建平和他的国防军战友，来自俄国的犹太兄弟一起作着例行巡逻。走到一个宽大的帐篷前，他的战友，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竟然从裤子中掏出生殖器对着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一个劲儿地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