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el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全心的感官体验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上海的青春男女十分惊讶地看着上海宾馆自动开启的玻璃门，在这扇新奇大门背后所正在进行的一切华丽生活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他们十分贪婪地捕捉着华亭宾馆立面玻璃里面呈现的莲花般的流水状，那种水晶宫般璀灿的世界是他们平庸的生活难以企及的；还有气度非凡的静安希尔顿，暴露在幕墙外的、自由升降的电梯，它不仅显示着有产者所要求的格调还让无产者产生了望而生畏的感觉。
由于接待四方宾客的需要，由于hotel自我认同的功能，这里成了上海对圣诞节最为敏感的地方，也成了上海人最渴望在这里度过圣诞节的地方。
上海旅游报记者单苏在当年采访hotel时如此惊叹道：这里就是真正的城市伊甸园啊。
1988年与1989年的圣诞时刻，寻常的蓝领青年只能用疯狂地互送圣诞卡作为加入时尚之潮的一种象征；等而上之的则在某个公共空间中拉上一串白炽灯泡或枝型闪灯，再在桌子上堆积一些红肠、方腿作为对这股时尚大潮的回应；只有那些在财富层面上已经率先在城市生活中登顶的男女，身着这个年份最时尚“金羊”、“金照”、“雪豹”或从“第一西比利亚”出品的皮夹克，脚蹬这个年份最时髦的“老人头”皮鞋或“地爱多娜”、“阿迪达斯”网球鞋，一一进入上海绝无仅有的几个hotel。他们在摆开圣诞大餐的餐桌前坐下，并不熟练地摆放着洁白的餐布、使用着刀叉，在小口小口呷着红酒的时候，将自己想像成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港边遐想什么的有品味男女。
他们完全无知圣诞节对西方文化的重大意义，不能体会即使这个节日现在已经变得如此世俗之后依然存在着的那份永恒的价值。作为上海第一时间进入hotel的男女，他们中的大部分社会地位极其可疑，他们的修养和认知水平也只能达到将圣诞节当作又一次“大快朵颐”的机会。
在1989年年末的圣诞烛光中还闪烁着一个重要的时尚现象，这是任何一部城市欲望、消费和时尚编年史都不能遗漏的一个章节，它就是卡拉ok。
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无法充分理解、想像这个来自岛国日本的电声玩艺儿曾经掀起的滔天巨浪，在上海，有个城市空间详尽地注解了这个时尚现象。
长乐路60号。
（bsp;后面的院子，有着2000平方的阔大空间，种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小楼前面，有着一个雅致的庭院，在1989年的那些夏季的夜晚，庭院中置放着多顶遮阳伞，遮阳伞下是一张张白色的桌子、椅子，头上星光迷离，假如你刚好坐在这里，要上一杯“琴汤尼克”，打量着这个比星光更为迷离的社会是十分逍遥快意的。
你当然会看见一个男人，一个有些驼背的男人。你可以把他称为g。g是长乐路60号的常客。谁也不知道他的正式职业是什么，但他不那么正式的职业则可以称为上海歌舞厅中的穴头。他帮助未成名的女歌手尽快红火，帮助已红火的女歌星尽快找到她们的如意郎君。曾经有个来自加拿大的男子，想在上海找一个中意的女人，g为此而大显身手，让这个加拿大男子在“电影文艺沙龙”听歌中力捧一个未成名的女歌手，一个晚上送了100枝鲜花，每枝花的价值为10元至38元不等。
g通常在夜晚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来到长乐路60号，他的身边通常总是围拢着一帮艳丽的女子，这都是一些未成名的歌手，来自“沧海”、“新都“、“友谊酒家”和“电影文艺沙龙”等等当年上海滩的几个歌舞厅。g很少在庭院的白色椅子上落座，他总是直接进入庭院左手的房子。
那里，没有后来的ld、也没有后来的蕾射，只有录像带通过东芝录相机放出着画面，但原始的卡拉ok已经出现在了上海。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包括着“皮条g”与“狩猎者”王唯铭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男子。等待是平等的，一个夜晚，你只能轮上三次、至多四次。在摇曳的烛光中，在妖冶女子的眼神中，在暴富的男女和港澳来客的手势中，你等待着齐秦以今天不可想象的激情而“狂流”而“大约在冬季”；等待着姜育恒用今天最为缺乏的真情而“驿动的心”而“跟往事干杯”；等待着钟镇涛温情脉脉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及等待着王杰十分凄美地“安妮”和“一场游戏一场梦”。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2）
那时，贫穷的“狩猎者”和他相对富裕的大哥曹忠铨，为了他们在这个晚上各自的三个歌曲，常常从夜晚九点进入这里，随后在第二天五点左右时分，在城市黎明的曙光中，带着一身懊热气息回到家中。
长乐路60号的这个地方叫作“桃园酒家”，它是其时上海仅有的三个卡拉ok之一（上海第一家卡拉ok叫“黄楼”），在这里，它培养了上海第一代卡拉ok的发烧友，培养者为林文如小姐。
在1989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你可以放弃写作（因为你本无写作的天份），你可以拒绝“阿迪达斯”（因为你本无那么多人民币），但你不会放弃、拒绝卡拉ok，它是那个年份最大、最酷、最炫、最in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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