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把皇上更急得皱眉蹙额，半晌无言。迟顿了许久，然后叹口气说道：“咳，师傅，你不知朕的苦衷，你若走了，叫朕一人更毫无办法，岂不叫朕急坏了吗？”
翁同听皇帝之言，不觉流泪。皇帝也抓住翁同的手，泪流不止。这时宫中总管寇连材正捧着茶进来，一瞧这个样子，忙跪下，低头向皇帝奏道：“这几日圣躬不豫，切不可再加愁闷，致罹疾病，主上若康健一日，便是四海万民之福，万望主上以圣躬为重。”
皇帝叹道：“朕并非不知保重身体，怎奈朕所遇的境况，实在困苦艰难。种种苦衷，有谁知道，朕面前只有翁师傅一人，是看着朕长大的，又是训诲朕，教育朕的，朕谕何事，都要与翁师傅商议，翁师傅又忠心赤胆，保护朕躬。如今朕在困难之中，翁师傅又因流言甚多，面请辞职，岂不更叫朕烦闷吗？”
寇连材忙跪在翁同面前说道：“翁师傅千万以皇上为重，以国家社稷为重，切不可辞。翁师傅你岂不知皇上的境况，就忍心走了吗？”
翁同流泪说道：“我并非怕甚么，不过我在上书房一日，那反对党便疑忌一日，我固然不怕他们，然而于皇帝亦是无益。”
皇帝说道：“翁师傅，朕与师傅，祸福共之，你就不必再辞了。”
寇连材又道：“翁师傅，皇上的话，说得再诚恳没有了，你老人家千万莫辞吧。”
翁同向皇帝奏道：“臣感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臣便遵旨，不再言辞了。”
皇帝见翁同辞意打消，心中大喜。歇了一刻，又问起康有为来，翁师傅奏道：“臣明日即带领康有为等入宫，预备召见。”
师生二人，又谈了些话，翁同便退出上书房。总管寇连材又跪奏道：“奴才有一件最关紧要的事，忘却奏知皇上了。”
皇帝问道：“什么要事？”
寇连材奏道：“奴才听说恭亲王现在染了重病，非常危险，万一他老人家，有一个山高水远只怕朝中那些小人，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制服得住了。”
皇帝听了此言，更为忧郁。便倒在椅子上，闷闷不乐，次日皇帝就下了一道谕旨，命康有为预备召见。康有为奏对之际，又把谭嗣同保举上来，说谭嗣同是已故湖北巡抚继询之子，最为督臣张之洞的赏识。此人之外，尚有梁启超、林旭及内阁中书杨锐，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及其弟广仁等，均忠心于君上，可以为皇帝效犬马之力。皇帝大悦，面谕康有为与他们六人去信，有不在京的，就命他赶紧来京，朝廷定要重用他们，共行新政。康有为谢恩下朝之后，那太后党便造了许多谣言。皇帝因恪于规例，不便越礼从事，又由翁同设法疏通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先查询康有为一回，以免太后党人再说闲话。后来康有为呈递封奏。由工部尚书代奏上来。皇帝大为赞赏，读到“国势危迫，不能需时，及今图之，已嫌弗及”等语，皇帝便顿足捶胸，大哭不止。又读到“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句，皇帝愈为赞叹。同时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亦相继上疏，奏请速定国是，以安民心，皇帝颇以为然。就又召见康有为一次，是日即上谕，文云：频年以来，战事纷兴，外患堪虞，朕甚忧之，于是内外臣工，多主变法自强，犹决意先行裁减成员。立大小学堂，改武科制度等，已审定试办施行，无如旧日臣工，坚以墨守旧制，除新法为目标，众口呶呶，莫衷一是，遂有新旧制度之纷争，然时在今日，内而政治不修，外则虎视鹰邻，俟隙辄进。苟不谋自强，将何以立国。而自强之道，昔以强民富之为前提，但士无良师，奚能实学，惰兵不练，何以图强。长是以往，国何以强，民何以富。徒见大好山河，徒强邻蚕食而已。经审之再三，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他日之流弊，必至互相纷争，于国政尤无所补。中国历朝，各行其法，各事其是，战国之世，其国虽统乎周。而列国之制度，各行其善，无有相同者，矧新陈代谢，自古已然，既采新制，则旧制自不能存在，择善而从，国之大道也，嗣后内外大小臣工，王公以及士庶，务宜奢力向上。发愤图强，习圣贤礼义之学，采西学之适于制度者，藉补不足，维求精进，以期有用，京师为全国首区，学堂自宜创办。所有内外臣工，王公以下，至于各部司员子弟，八旗世职，及文武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准其肄业。培养成人材，为国家出力，共维时艰。凡尔臣工等，不得徇私援引，因循敷衍，上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下亦自误误人，后患莫大焉，特谕内外臣工，一体知之钦此。内阁颁布这一道上谕之后，次日，皇帝又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光绪皇帝待康有为跪安已毕，便问他自强之策，康有为就先上三大策：一是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二是采取西法，以定国是；三是听凭疆吏，各自变法，改良政治。此外如请定悉国，废除科举，举办学校，开制度局。命亲王游历各国，调查西政，译西文书籍，灌输新知识，发行纸币，设立银行，以流通经济。天下各省各府，办文武学堂，练民兵以修武事，种种陈述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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