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当面向冼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始终是我内心未了的心愿。我将这心愿寄托在一团毛线上，晚上坐在床上，织起手套来。我的想法很简单，给冼老师织副手套，就像以前给弟弟们织手套一样，天冷时握笔用不着受冻。
只两个晚上就织好了，按照老家的织法，手套的指头都不封针，便于活动。我们女生上学时，在冬天里都戴上这种手套防寒，写字也方便。我一直想给冼老师打个电话，让他有空时过来拿，礼品的价值虽不对等，可心意是一样的。我很多次想问欢欢冼老师的电话，可总找不到一个索要的理由。
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混儿的手机上存有很多电话号码，直接问他上面有没有冼老师的，我肯定没那胆量，让他知道我在暗自联络冼老师，他那嘴巴绝对能贫出刺耳的旋律来。
有次他放学书包一撂下就玩球去了，我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打开他手机，好在他没上锁，否则那时候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开手机。操作了几下，我就找到了电话本，电话号码有很多，可惜的是，上面留有小丽的，却不见冼老师的。
打听电话是没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师大去找他，都是买完菜抽个空当，是先坐地铁后打车去，节省点车费。那时候秦家夫妇都很忙碌，姜姐也很少上午在家，有时候中午回来一趟。所以每去一趟，我都惴惴不安着，生怕半途姜姐回家找不见我人。
第一次独自走进了师大，我是一路问过去的，我记得那栋楼的楼号，结果到了传达室，说了宿舍没人。我又没时间等下去，就匆忙返回了。第二次去，宿舍有人，我直接上了楼，是那戴眼镜的男生，见到我白眼珠子翻动半天，很难将眼前这个保姆跟他哥们儿联系到一块儿，纳闷地问上一句：家教都不做了，还在那里搭伙混饭吃？问我什么事，我支吾半天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狼狈而回。
隔了几天，有个上午我接到了电话，是冼老师打来的，什么也没说，出口就问找他有事吗？口气很冷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脸上热辣辣的，吞吐出感谢他的话来。
他口气一样很冷淡，说是见我大新年也没穿件新衣服，就给我买了件，还叫我想想自己的出路，保姆那饭碗不好端。然后问了几句混儿的情况，叹了一口气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所盼望的音讯就这么平淡，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手脚冰凉。
结果我还是鼓足勇气最后一次进了北师大，那次也还是戴眼镜的男生在屋，见到我说：三顾茅庐，诸葛小白脸该现身了。让我等会儿，冼老师上图书馆借书，很快就回来。
我巴不得他没在，急忙丢下那手套让男生转交就仓促离开了。
一个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我离开秦家也再没有他的音讯。无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等着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但那声叹息再没回荡在我耳边。唯有回音在心谷飘荡，久久没有消声。每当我穿起那件红衣服，就回想起那严冬里的一抹红色记忆，温暖的记忆。
我离开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亲在秦家住了下来，屋子里一旦多出一个闲人来，那就免不了有闲话了。姜姐母亲参与到家务中，我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所谓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钱与付出的劳动量显然不对等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下跌，姜姐口里不说什么，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价值体现就是忙碌，当我觉得自己快沦丧为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时，便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秦家人对我的离去感觉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没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儿一句话让我偷偷滴下几行泪来，他说：来生要是有姐姐，莲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莲的故事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营——老太太家。我开始厌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职业了，尽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动退出，强撑脸面，以示受雇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让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每当想起那回自己厚颜无耻央求姜姐，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感觉那是陌生的自我，牺牲了自尊，换取别人的怜悯，只求得饭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讨方式有多种，不同的领地决定不同方式，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不少，春节期间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村民再穷，只要有人敲开自家的门伸进一口破碗来，无须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锅，都会朝碗里加些米饭。那情形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施舍，而是给邻里救济。所以穿着再破的要饭人，无须乞求的，因为村民懂得尊重别人，即便是乞丐上门。现如今，失去信任的社会，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来，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给你投掷硬币，不劳而获尚且不说，关键是有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用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已沦丧为求财方式，谋生手段。与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长，会吹拉出调子的乐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于身份是否真实，而是付出了劳动，属于卖艺范畴，容易取悦于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过去乡村的讨饭人，也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卖艺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个乞讨者，乞求劳动的机会，用劳动和尊严来换取饭碗，劳动与收获是等价交换，尊严却无价，尊严在我眼里就像街边磕头的乞丐，磕出头血，疼在心窝。
我开始强烈鄙视自己的谋生方式，很是羡慕其他打工者，不管什么样的工种，不管是否被解雇，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租住在几平方米的地下室，那也是自己的空间，保姆包吃包住之后，一旦被扫出家门，就形同流浪者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座大城市里，弹丸之地也都是金子，地下室的巴掌大地方不也是要用钱交换来的吗？我很想换个工种了，再不想做保姆，可经验像道门槛将我拒之门外，我早尝试过，最终还不是进了雇家的门槛，难道我天生就是给人家做保姆的？人在逼上梁山时也有灵机一动的灵光闪现，我想到了那年春节相亲的后生来，他不是给我留过电话吗？
我在日记本的底页翻出那电话号码，迫不及待地在老太太家拨起那电话，可拨了好几次，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胖婶在旁问我给谁打电话，我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摇头否定了我的想法，开小面馆的她听说过不少，规模就跟小霞那兄妹俩的面馆一样，两个人就能打发了，用不上帮手。她让我给700元工钱的那家打个电话，碰碰运气，做保姆的就是出东家找西家，有门就得敲。
我觉着都过去几个月了，人家肯定早找到保姆了，现在找保姆的，往家政公司一呆，天南海北的保姆，任你选择。这年头像我这样的高中生都参与了此列，就更别说什么初中文化了，排着长队让你来挑选哩。再说，文化程度肯定也不是唯一标准，700元工钱真像那妹子说的那么轻巧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别说专为别人做饭的保姆了，做饭本身就包含着劳动量。
胖婶的话多少让我刚升腾起的希望之火变得有些灰暗，可我并没放弃，如同揪到一根救命草，握在手心，总想爬出脚底下的空谷。
下午电话终于打通了，一年多没联系，他近乎忘记我是谁了，提到前年相亲那段他才想起来，忙问我是不是还在北京？怎么一直没给他打电话。还说自己这个春节又相亲了一回，换了一个村子，明年父母再这样逼他，就不回家过年了。听口气，他这个在城市尚未扎根的民工早不想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壤里插苗了。城市混凝土的灰色下，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享受不到阳光下的温暖，但至少能在城市的缝隙间，投下一道影子，留下一点烙印；乡村的风光再明媚，夕阳下骑头老黄牛下山也能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风景线，可只有骑牛人才知道那头牛有多疲惫，翻卷的黑土地再肥沃也种不出闪光的金子来，金子只埋在城市里。
阿莲的故事96（2）
虚荣心促使我不想说自己失业了，告诉他还在北京做保姆，打电话只是问声好。他说自己现在已不在那大学食堂卖面食了，学校原来的后勤部长是老乡，去年就退休了，新上任的部长整顿学校食堂，把他给清理出去了，他正在物色一个门面，到街上卖早点。我问他跟谁在一起做早点，他的回答正像胖婶所说的，就他父子俩，没外人，小本生意没那么忙，请人就得付工钱。他又问我电话是不是雇主家的，我忙说是公用电话就给挂了。
在这个昔日未相中的后生面前，我变得很势利，醉翁之意，名为寒暄，实质是想看对方能否为己所用，讨口饭吃，好比家里断炊了，敲开邻居家门，见到别人家的锅里也空空的，只好说句：没饿坏吧。掩盖窘境。
阿莲的故事97（1）
就这样，我在老太太家又磨蹭了几天，后来去了先前那家家政公司，年后的保姆市场明显供过于求，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填表格，先前给我介绍过雇家的那中年妇女见到我，先问我在秦家的情况，说能做到现在属于破例了，赞许我没让她失望，然后是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人太多，让我填好表格先等通知，有好雇家需要保姆就先推荐我。
我机械地填了表，望着眼前方言各异的竞争者们，觉得希望也不大了。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旧佣，都把这里当娘家了，往返于雇家和中介之间。所谓的好雇家大都是中介对旧佣的推辞之言，不管旧佣被雇家以什么理由解雇的，在家政公司眼里都是不光彩的事，觉得你这样的保姆让中介伺候不起。越老练的保姆往往在雇家越多事，也给中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市场入门门槛不高，只要会家务，不把自个儿当回事儿，顺从就是标准，自然大都考虑新佣了，因材施教几日，很快便能正式上岗了。
吃苦耐劳是农村女人的天性，可一旦流入城市家庭，融合进城市节奏，有人就会发生蜕变，把自个儿当回事，高瞧自己，把自个儿当成城里人了，甚至在雇家俘获男主人，后来居上，成了厨房间的二奶角色。所以，旧佣往往正是蜕变后的产物，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在警察家我蜕变过，把自个儿当回事，觉得冤沉似海，毅然抽身；在秦家我同样也蜕变过，蜕变成了乞讨嘴脸，不管属于怎样的蜕变，都显得城府很深了，失去了乡妹子的羞涩本性，难以驾驭的保姆自然要被市场所淘汰，被千家万户拒之门外了。
于是我又找了几家家政公司，情况大同小异，尽管自己撒谎说是新手，也都让先回去等消息。
实在没招了，无奈之下，我拨动了胖婶提供的电话，是手机号码，电话老占线，有时候打通了也没人接，很是沮丧。
那天晚上，我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又拨了一次，这次有人接，电话那头很吵闹，嘈杂声里只听出一句：哪位？局长正忙着哩。是个男中音，嗓门不大，口齿不太清楚，吞吞吐吐的，喝醉酒似的。我一听局长两个字，心里后怕起来，以为自己拨错号码了，赶紧给挂上。可看到显示的号码分明是胖婶给我的，难道是局长家要请保姆？700元的工钱倒是符合局长身份。不过，一想到局长将手机号码留给一个保姆，实在有些蹊跷，为什么不是家庭座机电话呢？我问一旁的胖婶，问那妹子说过是局长家的吗？胖婶摇头说那妹子鬼精鬼精的，关于雇主家的事她滴水不漏，始终不愿意多说一句，电话号码也是听胖婶说要留给我她才提供的。乖乖，北京城的局长，个门（这么）大的官啊！那丫头不做下去也太亏了！到了上海肯定后悔死了。胖婶为那妹子惋惜。
当晚我没再敢拨那号码，和胖婶感受一样，我见到最大的官是副县长，那还是副县长上学校考察时，我们列队欢迎见到的真人，当然不包括电视新闻上的。听那男人的口气，这局长电话都是旁人代为接听，可见公务繁忙，我一个小保姆岂敢再惊扰局长大驾？
第二天我实在无聊，就打开老太太家的电脑，无聊地练起指法来。在秦家时跟混儿学过几次，混儿的手法很熟练，盲打自如，向他讨教秘诀，他说等你玩上游戏了，键盘就了如指掌了。人的笨拙很多表现在手指上，弹琴和打字我总觉得道理是一样，都是指法上的能力体现，所以，迷醉于游戏空间的混儿其实智商不低，在电脑面前，我这个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门外人，等同于弱智。
我在学校碰电脑的机会很少，微机房就那么几台，为数很少的电脑课程是学校业余培训，只教会简单的操作程序。练习打字倒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面对显示器，用指头跟自己对话，也算是一种消遣方式。我每天交上几元钱的伙食费，也就没过去那样拘谨了，再加上大年除夕跟老太太一起过的，感情也融洽了不少，真有点当成自己的家了。胖婶开玩笑说要老太太涨工钱，她伺候着两个人啊。老太太对我亲近了很多，甚至说，哪天找到工作了，让我把电脑带过去，放在家里闲置着也是浪费。真是好心的婆婆，可她就没想过，有哪家雇主能容下一台保姆携带的电脑，有电脑的还算是保姆吗？
阿莲的故事97（2）
一连几天，我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将日记写好后直接打到电脑里，然后再删除，打字速度明显见快，而家政公司那头依然没有消息。我实在熬不住了，斗胆又拨开了局长的手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去争取。
这回很幸运，一拨就通，一口京腔：哪位？正要开会去，有事赶紧说。
紧张之下，我嗫嚅一句：我是保姆。然后报出那妹子的姓名。对方一听就火了，骂那妹子怎么把他电话随便给了人，说你们安徽保姆胆子可够大的，甭管谁的电话也敢乱拨。没等我回话解释，对方就给挂了。
侯门深似海，简短的对话就让我感受到了官威，想把那700元拿到手恐怕不是传言中的简单，肯定要付出加倍的劳动量。
我彻底失望了，胖婶劝我别着急，她跟看门大爷打了招呼，让大爷再帮忙找找，我对大爷也不抱多大希望。警察家的事情没弄个水落石出，他这个介绍人肯定心里不踏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做善事也得讲究原则。大爷心眼再好，也不会将一个身负小偷嫌疑的保姆介绍给下一家，再嫌疑一次，他不成了同伙了？大爷答应胖婶，那是抹不开面子，心里肯定是不乐意效劳的。
晚上吃完饭，我陪老太太在小区草地上散步，胖婶忽然在阳台上扯开大嗓门，说有电话找我。我搀扶着老太太回了屋子，胖婶指着电话低声道，一开口就说找那个保姆，我还以为找自己的，说了两句才明白过来，找丫头你的，怕是那局长家的哦，好运来了。我有点纳闷，白天那官腔很响亮，盛气凌人，晚上怎么会主动又打回电话呢？
我将电话接到手上，心里还是紧张起来，仿佛一张厚墩墩的大胖脸就在眼前，让人望而生畏。
阿莲的故事98（1）
让我意外的是，话筒传来的男中音毫无那局长咄咄逼人的气势，慢条斯理地问起我的籍贯，姓名，学历，以及生活经历，跟填表格似的，一丝不苟，面面俱到。在我一一作答后，我问对方是谁，因为我能听出那声音不是局长。对方让我别打听他是谁，反正是找保姆的，并说这个礼拜天约个地点见面再谈，让我等他电话。莫名其妙的电话，神秘的男中音，难道跟局长无关？是家政公司那边的雇主？可家政公司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呀。
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是找保姆的，我就心存希望了，打字的指头也变得灵活起来，灰色显示器好似也染上了色彩，希望总是在破灭中重生。
后来我索性上书店买了本计算机方面的书，对照上面的内容，饶有兴趣地学起了文档操作，从简单的复制粘贴开始，再到文本编辑操作。每天下来，收获不小，也逐渐对电脑产生了兴趣，觉得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当文字输入到它的脑袋里时，它也有了灵性，与人沟通。
我也开始理解那混儿为什么平常跟电脑打得火热，在那机关重重的游戏布局里，有他过关后的兴奋和欢乐，带给他成就感，就如同我将日记中的文字输入电脑后，添加、删除、插行、修改一样自如。比起笔墨文字，简单到不留下蛛丝马迹，你完全可以让满目的文字在瞬间消失，留下空白来。空白往往是冗杂后的最好印记，我和混儿消遣的手段不同，可方法一致，都是借助电脑冲淡枯燥的时光。游戏少不了让人亢奋的噪音，如同穿插在枪林弹雨中那样刺激，而文档除了单调的键盘声，是静默的，好像一个人独自想着心思，偶然间自言自语两声。
那几天里，电话一直没响过，我早已习惯了守候，守候雇主，守候工钱，守候生活，保姆这行当就是在守候中开始的，又在繁忙中结束。
周末上午终于来了电话，还是那陌生的男中音，没说两句话，只叫我下午3点左右到前门地铁口附近一家西餐厅见面，到了打他手机，说餐厅旁边就有公用电话亭。
我感觉像是影视剧里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神秘，而胖婶听说是一个人上那么远的地方，见个陌生人，难免有点担心，非要陪我一道去。老太太也觉着有些冒失，说北京太大，什么人都有，让胖婶一道陪我过去，以防万一。我没她们想得多，总感觉北京是首都，还是好人多。再说，对方就算是坏人，朝我一个小保姆打哪门子主意啊？知道老太太家的电话，那肯定跟家庭保姆有关。自己虽是这么想的，可也能敏感地察觉出那男中音虽不是局长的腔调，却有着瓜葛，家政公司是不可能让雇主直接跟保姆联系的，否则中介早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