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村民的眼神他看出来了，他们竟然都听懂了他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沟通的成功让他欣喜若狂，因为那是从来都不可能的事。他也看见了那个曾做过他的小新娘的赶车人的小女儿胖丫。奇怪的是，她仍旧梳着两条松散的小辫子，流着鼻涕，张着没有门牙的嘴在笑。每次她总是坐在人群的最前面，只穿着一只鞋。
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在李重被送回天水坞后的那个夏天就消失了。他明白了：梦只能在远方，一旦到达了彼岸，它就失去了所有的魅力和存在的理由。
被送回天水坞那年，李重三十八岁。
时间象黑鱼河里的水，并不因人世的沧桑而改变什么。太阳东升西落，四季照常更替，麦子播种了又收获；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生子，老人们先后生病死去，然后被埋在村后的坟地里。那场进行了十年的文化革命，象夏天的雪一样，没人真正知道它为什么忽然就落了下来，等它结束时，村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走了。在那次革命中发生过的太多难以忘却和令人叹息的往事，已变成村里的老人们在闲聊时总也舍不得放弃的话题，而对年轻人来说，它却更像一个似真似幻的历史传说。
李重在天水坞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村民，一个出色的扶犁手。他犁出的地，就像精心打造的工艺品，人人称奇，村长也因此将犁地的活尽量派他去干。大家都说，李重的老婆莲芯是用针绣花布，李重是用犁绣地球，两人都有一双离奇的手。李重和其它村民一样，每天按时出工，年底再去领工分、换口粮。已经五十多岁的他脸已被晒成了黑黄色，额上有很深的沟纹。和村民一样，他也穿一身黑衣裤，走路时背和腿也开始有了弯曲的弧度。
李重和他的老婆莲芯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东北角，只有两间小屋，过去是村里存放种子和堆放农具的仓库。后来东西放不下了，村委会就盖了一个更大的库房，让当年从李家大院搬出来的莲芯住在了里面。小屋里除去占了一半空间的炕，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衣柜，剩下的就都是李重那数不清的放在纸盒子里的书了。书多，地方小，莲芯便把放书的盒子都排码着往上摞，然后盖上旧布。
每天吃晚饭，李重都要照例喝上一小盅65度的二锅头。他一般分两口喝干，就着莲芯给他准备的花生米、豆子或其它腌制的东西下酒。吃过晚饭，如果没有别的事，李重就会盘腿做在小炕桌上的煤油灯边看书，或不停地写写画画什么。只有此刻，沉默了一天的他好像才被酒精唤醒，变成了一个与白天截然不同的人。他会边看书边出声地笑起来，或突然用手掌猛击自己的膝盖，高声说：“啊呀，怎么能这么说？这不对嘛！”或者是，“不错不错，就是这样，实在是太妙了！”
李重看书时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如同他独自坐在农田里看晚霞时一样，完全消失在另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时空里。在那个他自己搭建的避风港里，他对现实的抗拒变得不那样坚硬了，好象被音乐融化、抚摩过一般，世界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李重家小屋的衣柜顶上，放着一捆捆质地粗糙颜色发暗的纸张，都是从村杂货铺买来的。李重不看书时就用铅笔和尺子在那些纸上描画各种设计图。那图上画的都是天水坞人从来都没见过的建筑，有精美大气的楼宇，博物馆，各种桥梁，宽敞的街道和公园，还有被农田包围一栋栋独立的小房子，颜色不一，好象童话故事里的存在。每画上一会儿，李重就把图纸放在一臂之远的位置，眯起眼睛来回端详，然后拿起橡皮擦掉什么，再添上或改正什么。没人知道他画的是地球上的什么地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总是画，没有任何目的，只为把构建在他心里的虚拟世界借着酒劲勾画出来。
临睡前，李重把画好的图纸卷成捆，再放到柜顶上去。回到天水坞的十几年里，他画的图纸越积越多，柜顶上放不下的捆都被编上了号，整齐地堆放在墙角那些书盒子旁边。
每当莲芯看到那些堆积起来的厚纸捆，就会感到那里面装着的其实都是李重平日里不能对她说的话，也是无法对任何一个天水坞人说的话。
十几年里，李重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那个困惑了他多年的问题，即他的学生吴双到底为什么会在文化革命开始时突然如此地仇视他，似乎他们从来都不曾是师生和朋友，从来都不了解对方是谁，也从来没有让对方看到过自己内心最软弱的某个地方。
他喜欢黄昏时一个人留在空旷的农田里边抽烟袋边想这个问题。一年年过去了，他没有找到过答案，一些假设也都最后都被他否定了。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很普通的黄昏里，他透过烟袋里的烟雾看着就要消失在杨树林后面那红澄澄的落日，再一次忍不住地想起这个问题时，他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宛如醍醐灌顶，一切忽然就都有了答案——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一个人在山东上大学时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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