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话，齐天卓什么也没说。一脚迈出这个本要被关上十五年的监狱，他心里只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一个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沦落遇恩人”这三生有幸的两大幸事都让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后，齐天卓在当上了某市市长时，才从当时的乔县监狱早已退休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李东光是靠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自行车，然后给当时的监狱长，一个小学没毕业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台之后，后者才想办法托人改判了齐天卓的案子。而李东光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监狱长的嗜酒习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齐天卓出狱后再没有回他原来的报社。李东光向乔县中学校长推荐齐天卓教高中语文，顶替一个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联后已经不打算回来的女老师。该校长基于对李东光的信任和对齐天卓当过报社副总编这一背景的赏识，便同意了。那年，李东光二十八岁，齐天卓三十一岁。
当时的乔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还没有停课。不少学生开始不来上课，去参加写大字报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齐天卓和李东光每天上课，去食堂吃饭，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都不想卷入学校的政治活动，有空就一起看书，散步，争论着他们那个年龄的男性头脑里必然存在的无穷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哲学的和文学艺术的。后来，乔县中学和全国学校一样，也全面停课了。李东光和齐天卓借口说他们要去外地串联，一起离开了学校。
他们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坞村的李东光家。李东光守寡多年的老母亲很喜欢儿子的这个朋友。就像所有的农村妇女都喜欢看见读书人一样，每次他们一回来，她就会咧着掉了几颗牙的嘴开心地笑，并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泛红的眼睛。
虽然那场政治运动也遍及了农村，但政治对于农民毕竟不如种地吃饭那样重要，他们的日子比起县中学的日子要平静很多。傍晚，他们喜欢去村西边的杨树林里散步，争论问题，追野兔，尝野果，学鸟儿叫，或认真地欣赏每一棵树的不同。
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高五、六米高、长几十米、宽一米的土坝，面对着大片农田，上面长满了野草和藤蔓。李东光的老母亲说，那坝原是早年间为防洪水修的堤坝，后来多年没有发水就废弃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着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坝上欣赏惊心动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样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壮美。站在土坝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间缩小；躺在上面的草丛里向上看，又有身在挪亚方舟上的感觉。他们喜欢在日落后静静地躺在草丛里，不说话，听昆虫庸懒单调的叫声，吸着混杂着草长、时断时续的男人吆喝牲口声。
就在这被落日营造得如神话般绮丽而热情的空气里，他们同时听见了一种没有声音的声音，一种在瞬间用感觉才能听见的关于情感的声音，一种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在世界上存在着的声音，却第一次被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生命中听见了。上天从来没有把这种瞬间体验局限在人世的某一地点、某一年代，或人类特定的性别和年龄之间。它的发生如同春天里许多经过冬天漫长的等待必然破土生发的植物一样，没有预谋，没有意识，没有选择，却像每一个婴儿的出生一样地自然和不可避免。
感觉到那个柔润清亮如天籁般的声音，齐天卓心里然涌起一波类似当年在县监狱中有过的巨大感动。他想永久地留住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里有对无声地理解自己此刻感觉的那个人的感激，也有对整个宇宙为此刻而存在着的感激。
他们对视时，都感觉对方不再是一秒钟之前的同一个人了——他们都在听见那个天籁般声音的同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具有神性、充满了生命原本活力和愿望的人。但是，发现自己内心的新大陆既是一个令人心魄摇撼的伟大瞬间，也是一个令人无比恐慌的时刻。因为它仍属于被人类按需要和定义归类过的主要情感范畴之外的存在形式，无论它早已在人类生活中存在了多久。
齐天卓因为右臂抖得太厉害，身体也跟着摇晃起来。他不得不用左手去强压右臂，但收效不大。站在旁边的李东光看着朋友的痛苦挣扎，先是不知所措，然后跨前一步，想用自己的双手握住朋友的手臂，如同要安抚一个受了自己感情惊吓的孩子。但是，由于激动他的动作过猛，几乎是撞在了李东光的身上。慌乱中，他想表达歉意并纠正自己的动作，可是悬在空中的双手却把朋友连同他抖动的手臂一起抱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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