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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他拿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拉开，见里面只有两颗子弹了。他真喜欢这支枪。这枪不但帮他打了敌人，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在那里，他就有这么一支小枪。因为有武术的功底，手劲、眼力都好，所以他枪法练得又快又好，面对敌人，弹不虚发。一九三三年初，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今天，他面前又摆着这么支烤蓝的小枪，怎能不高兴呢。他找出一块干净布包好，塞在腰带上。然后站起身，跳上写字台，举起手轻轻托开两块天棚板，手一用劲，又翻上了棚顶。天棚是两层的，他探着身子，掀开一块木板，板下放着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他从腰中拔出小枪，放在文件上，盖好木板，又翻回到屋里。他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棚顶上，是有他的安排的。如果出现情况，他跳上写字台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顶棚。房盖上他早已准备好一个部位，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动的，手一扒，头一顶就可以钻出去。紧挨着他住的西房山头，是一棵高大的杨树，他纵身一跳就可跳到树上，然后顺着树往下一滑就到了墙外。这样，敌人还没有攻破屋门，他已经跑到墙外的胡同里去了。
王一民从天棚上下来，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四点钟了。他还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达前，赶回车站去。他忙洗了洗手，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一碟酸黄瓜，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坐在桌前，咬一口面包，就一块酸黄瓜，香甜地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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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满的春风大，一刮就是好几天。清晨，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它们叫着，跳着，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和往日一样，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通往南岗、马家沟、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眼看着火车开跑了，票白废了，气得直跺脚；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敌人一看不行，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前推后拥。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他们流着热汗，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刚想去擦汗，一阵大风吹来，帽子刮跑了。这顶礼帽，翻滚着，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刚要去撵礼帽，忽听一声断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给！”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吓得他一闪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
王一民绕到道里，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不许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车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纪念碑”方向张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几个穿着“胸前四个兜，背后三叠口，中间横带走”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穿的人还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
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
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扬着头，挥着手，指着、叫着。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两条水龙，同时冲向一个目标，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