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爸爸爸》为首的系列作品与伤痕文学截然分流。伤痕文学的作品往往直奔一个主题，追求一个确定的结论，对社会悲剧性现象根底的揭发往往止于政治伦理层面。但这一系列作品似乎不忙于追求结论，甚至不需要结论，它们对社会现象的刨解深入人心灵无意识的暗区。作品使用了阴森奇诡的意象和大量的灵性语言，复活了一种原始野生景趣，加上神秘的氛围和一言难尽的题意，使评论家们惊叹之余不敢贸下诊书。另外，作品透露出极浓的巫鬼之气，就像楚辞的某些篇章，这使韩少功正式成为楚文化的一百代传人。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组作品写的多数是精神病态的猥琐的人，使用的意象几乎全是丑陋、龌龊、污秽和令人恶心的，如蛇、蝙蝠、蚯蚓、拳头大的蜘蛛、鼻涕、月经、阴沟、尿桶，等等。这种美学的取向与他赋予自己文学的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企图揭示庄子是如何变成阿q的他，显然认为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得不健康了。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已经是一个病人，即使在它最杰出的人物那里也是如此。于是，如何让它康复起来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让它康复起来的前提是要了解它是如何从健康变得不健康的。因此，继承了《阿q正传》作者批判并企图改造国民性的衣钵的他，和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其批判的现实是心理层面上的现实，而不是社会层面上的现实。而心理层面上的现实比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具有特殊的魔幻性。他不打算只是恨铁不成钢地骂斥一番就拉倒，而是要探测人们心中病变发生的机制，掏挖出潜意识暗区隐藏着的龌龊的原型和动机，从而使疗救具有更大的可能，带有精神分析的性质。与社会层面的揭发控诉不同，韩少功对人们心理深层结构的探索挖掘，采用了巫楚文化中常见的象征方式，而与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阴暗情结和诡秘地带相应的意象，不可能是明媚优雅、光辉灿烂的事物。
这种对人性黑暗的敏感来自作家的责任感，更来自生活中的观察。直到这本评传写作之日止，韩少功的文学仍然保持着这种敏感乃至爱好，他总能在高亢的言行背后发现卑下的动机。作者曾经就此问题请教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正面的、心理健康、形象美好乃至伟岸的人物？过多过狠的批判揭发，对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也是有损害的，改下除药为进补药也可以达到康复的目的。韩称自己也曾经考虑要这么做，他也深知褒扬和激励的意义不下于批判和指责，然而，不知为什么，这种正面的人物写出来就让人觉得虚假，缺少文学所必需的真实感。
1986年，韩少功对文坛的前景作了这样的预测：“伤痕文学的时期已经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经不足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1）
文学批评界非常及时地给《爸爸爸》和《女女女》太多的溢美之词，但真正明白其中悲凉的人并不太多。韩少功没有被它们的成功连根拔起，他感到了距离拉开之后的一种寂静和漠然。1986年北京召开了盛大的青年创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是青年作家们引为傲豪的事情。作为湖南省代表团领队的韩少功以女儿腿伤为理由绕开了，守在家里读佛经。他在喧嚣中体会到了寂寥。文学的扁舟载不起沉重的社会使命，毛笔也改写不了历史的必然，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神圣了。一个问题悬挂在他面前：除了能给创作者沽钓一些名誉和掌声和职称之外，写作又能带来什么？年内，精装本的中短篇小说集《诱惑》出版，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请名家作序，而是请妻子梁预立写了一个跋，回顾他们一同走过的艰难的历程和曾经有过的温馨的念想。
也是在这一年，韩少功的悲观怀疑复加到了近乎绝望的程度，他把怀疑当成了一种信仰——这可能是一个乐观信仰者的当然结局。曾经一度，他相信一个完美理想社会形态存在于时间的前头，并会通过他和他的同类的共同努力如期降临。于是把现实的困苦和艰难放在自己的肩上，成了英雄应有的披挂。现在完善的可能在缥缈中无期地迁延，现实的乖谬反倒显得神圣不可侵犯，肩上的困苦艰难骤然变得既沉重又荒谬。这一代人少年时期接受的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教育，和油灯下阅读马克思著作时发下的誓愿，以及与此相伴的对未来社会和人性的想象与期待，都变得越来越缥缈，让他有了一种幻灭感。通过对民族无意识暗区的探视，他发现，社会完善的可能性是与人性的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性的迁移比江山的改变要艰难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因此收回自己的情怀，放弃那个红色少年的梦想和承诺。
不胜重负的心灵总要找到解脱和超越，韩少功一次次把眼睛交给天空、流星和黑夜的暗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苍老的声音在召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