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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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逢振：生与死——分裂的主体

——评《9·11生死婚礼》

文/王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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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生死婚礼》里，所有情节都依赖于主人公爱情的展示。贝拉对自己爱情的构想，支配着小说的整个结构。它不断地推进情节，但又驾驭着情节，使情节戏剧化；而作品的其余部分，则是沿着情节的线路，通过精心虚构而组织的一系列闪回倒叙的形式。假定所谓的生…死…自杀在叙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小说在向我们讲述迷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主人公分裂的自我／主体，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这点。

按照小说的叙事，一开始是主人公在“9·11”灾难之后，从纽约返回她的故土上海，而“9·11”正是她与她最爱的未婚夫举行婚礼的日子。在飞机上，她遇到了同机去上海的美国人约翰，随后在她的梦幻世界里，她似醒似梦，徘徊于现实和幻觉之间，错误地把约翰当成了她的未婚夫格兰姆。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暗示：小说描写跨文化现象，描写主人公分裂的自我。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点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贝拉或王纯洁（主人公的名字）在上海长大，并在那里完成了大学教育，因此必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另一方面，她逃婚到日本之后，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很长时间，融入到一个现代甚或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她与将军独生子阿根的婚姻，她在阿根家的生活，表明她遵循了中国的传统；但她与海天以及后来与格兰姆的爱情，又说明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社会文化（从经济上说，我们也可以把日本视为西方社会）。因此，在主人公身上，存在着一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而正是这种文化冲突，使小说在描写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为一部自传小说，作品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主人公的回忆、幻觉以及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全都遵循着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她的主体身份通过变化而决定：她经历了不同的恋人，她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贝拉开始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我们看着她恋爱、结婚，然后受到婆婆的歧视，生活变得不幸，最后离家出走，逃到日本，在日本遇到海天和格兰姆，亲历了两种不同的爱情，目睹了两种不同的死亡：海天因爱情不能实现而死，格兰姆死于2000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然而，在读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发现小说的主体结构是一种空间的构成，其中有许多断裂的空间。虽然主体是“现在”，但“现时存在”却包括一系列先前观点的综合，因此每一种触及意识的变化，都承载着它与先前事物的关系。这意味着主体身份并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永远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未来包含着不断地重新定位和建构，它们开始是新的，但很快便成为熟悉的东西，补充到单一主体的整体之中。现在变成过去，或消失到一度是未来的新的现在之中——这种不断的变化表明，小说的时间安排依赖于主体同一性的破坏。但正是这种破坏，为读者的想象形成了断裂的空间，从而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txt小说上传分享

贝拉到日本的目的是逃避不幸的婚姻，这种分离（离开祖国）一开始就影响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达东京之后，她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当地人的某些品格。她的旅行不仅是一种跨文化的旅行，尤其她成为记者以后，已经使她从分离状态转变成一种介入，一种最终使她面对爱情和死亡的介入。在《9·11生死婚礼》里，不论从空间还是从表意方面考虑，贝拉置换了的主体性都具有一种流亡和移民的双重作用。按照心理分析，贝拉的主体身份表明，对说话立场的假定，需要一种物质的基础，事实上也就是空间里的肉体的存在。同时，使贝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那种原动力量，概括地说明了她与男人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她心理构成原则的一种立场的定性。实际上，正是这种立场的定性，使她先后与四个男人发生了爱情：阿根，海天，格兰姆，约翰。

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觉得四个男人都疯狂地爱着贝拉——一见钟情，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仿佛贝拉凭着她的美丽和气质可以立刻征服他们：“我常常问自己，你怎么了，为什么男人一沾上你就不再潇洒，都是要死要活地那般绝决。”（96页）显然作者想到过女权主义：似乎所有的男人在她面前都得低头。但在她的细节描写里，人们又会看到她仍然处于男权的语境之中。例如，四个男人都长得漂亮或富于魅力，经济富裕，具有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阿根是将军的儿子，代表在中国权力与财富的结合；海天不仅家庭富有，而且大学毕业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格兰姆是曼哈顿商业圈里的佼佼者；而约翰则是ibm公司的副总裁。那么他们爱贝拉和贝拉爱他们的基础是什么？这里在贝拉身上似乎体现出一种矛盾。她的同学非常爱她，帮助她到了日本，她为什么不爱她的同学？按照中国的传统看法，他们是相当般配的一对儿，但她拒绝了他，离开了他。难道这只是一个插曲，说明她如何能去日本？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她无意识地屈从于资本和权力，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形成男权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