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第30章_ 御宅屋自由小说阅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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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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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2)

中国文学超越羞耻心文化也只能出现在20世纪的今天。《黄金时代》就是一次超越。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他笔下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化来表现。《黄金时代》则在对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中立化,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当然不意味与作家角色的复合,但观念是一致的。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恶时,叙述起来就十分随意而平淡。我们阅读时的心理体验也随之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净化了。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之中体味到感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王二写交代材料,如何细致具体都过不了关,或者说都难以填平看材料人欲壑之心。但陈清扬只写了一次,检查便结束了。因为她写了自己的真情,写了因爱和喜欢产生的最真实的心理。所以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这“罪孽”便是人性中最动人的一面,恰恰是它使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在小说主人公看来,人们认为最为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别人以为是私情,“我”却以为那是人所共有的寻常事,所以“我”叙述它就像公众事物一样;而恰恰小说不得不流露出的感情,才是每个具体人的私性,才是最为个性化的东西。作家若有羞涩也当在这里,因为他总在揣测读者是否理解它。这是小说全篇的一个亮点。它让我们看到对羞耻心文化的超越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上实现的。

超越了羞耻心,也就超越了“性沟”。把男女放在同等意义的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去体验把握,由不平等意识造成的性沟就不存在了。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揭示了,两个人的性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心理要求,但是两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个性的。他们精神上是平等的。无论是为了友谊还是为了需要,传统的所属性的性道德在这里已无能为力了。

困惑、羞耻心、性沟都是在价值取舍中产生的。20世纪的文化思潮为我们提供了多元价值参照及终极价值消解的认识观。如果不去进行唯一价值的选择,就会迈上超越困惑、羞耻心、性沟的一个新的精神层次。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显示的超越,恰恰是价值的超越。从它价值中立化的叙述格调看,性的美与丑都是文化的价值观使然,而对人来说最为合理的常态为什么不让它自自然然存在着呢?

总之,观念的不同,带给了小说一种全新的叙述和阅读时的全新感受。这当是文学中性表现值得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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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与恋爱这两个母题常常分不开,甚至,像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互不讨好又合法地同居在一起。于是当批评革命文学的公式化现象时,产生了“革命加恋爱”这个贬义的批评术语,而在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又出现了“志同道合”或“人性论”两种表现模式。虽然时代有别,但在有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即在三四十年代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恋爱中,恋爱本身,均不涉及性。所以无论志同还是志不同,爱本身是带情欲色彩的,它或可称之为意志之爱或意念之爱,总之,爱的核心以思想、观念为主。这可以举王蒙小说中一首情诗为例,这诗的题名就叫:《给我一点意见吧》。当然,这也不是说,写实派作家王蒙在这方面胡编乱造,相反,我倒趋向于相信,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就是这样恋爱、这样看待恋爱的。这也合于伟大领袖的教导: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家都在有缘有故、思想缘故上做文章,这样,革命文学中的爱可能成为思想斗争、###的扩大、延展、继续,并且基本上不涉及性欲。这种无性之爱与恨泛滥于革命文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新时期文学中,张贤亮的作品以其对性的大胆描写首先在这一题材疆域打开缺口,引人注目,正是他把这个一直不为人正视的东西,人的本能,人身体所强烈感到的饥渴——食物与性,引入了作品。张贤亮把革命加恋爱中的恋爱行为变成了有性的行为,这恋情才算多少走出了意志、意念的圣殿,带上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色彩。

但是王小波仍不属于这个经过革新了的叙事传统。出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年代恢复高考后就学于商品学系,后又到美国留学,拿到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经历显得杂乱无章,略为显得杂而不乱的则是,当他年近不惑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时,始终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它被叫做革命、在我们已往的意识及其文学中——把似乎已成为逝水流年的革命时代,作为一个基本的叙事母题。只不过,作为定义,王小波宁愿向一个西方传统认同,这正如他的自述所说:“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维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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