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从小憨厚、善良，不爱出头露面，从不表现自己。做了好事，不对别人说，做错的事，也不推卸责任。他不计较得失，从不和别人争东西，能忍让。别人还以为他傻，其实他并不傻，如果惹火了，他也会向你开火！
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和小朋友一起赶邻居的鸡玩，把鸡给撞死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似的回家去了，他怕回家受惩罚，一个7岁的孩子，从海淀区人民大学走到西单###宿舍，找姐姐。从晚上7点钟饿着肚子走到10点，走了3个小时。那种又饿又累的样子，真叫人哭笑不得。而家里的人一夜找不到他，都焦急万分。本来，他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回家，但他不会撒谎，不会推卸责任，就自找了苦吃。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操场一块木板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上边还画有一个牛头、一个马头，用半文言文讽刺“文化革命”中的派性斗争。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许多人围着看。我也挤过去看了，都猜不到是什么人写的。直到去年吃饭时，和小波聊起###“文革”及那张大字报，才知道那张奇妙的大字报，原来出自他的手。幸亏没有署名，否则被造反派知道了，可能就成了反革命。事到如今，看来他那时小小年纪，还真有点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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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忆念/宋华（3）
他初中毕业了，要上山下乡。本来可以跟我去安徽###干校，而他坚决要去云南陇川插队。我觉得一个16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家去那么远的边疆，困难太多了。我多次劝他跟我去，他就是不听。只好由他去了。他到云南一年就得了急性肝炎。那里缺医少药，全靠同去的小朋友赵红旗等照顾护理。伙食不好，营养跟不上。我从安徽给他寄两斤白糖，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收到后已成了蚂蚁窝。为了挽救小波的生命，我请求组织上让他回北京养病。他刚回京时，家里只有他多病的父亲，仍很困难。但最难的是报不上户口。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在北京没有户口是“黑人”，思想压力很大。他自己都觉得是一种屈辱，整天关在小屋里，不愿和人接触。除和他同命运的人一起谈谈心，再就是去朋友家给小朋友讲故事。因他很幽默，讲的故事很生动，孩子们都爱听。缠着他讲了一个又一个，连饭都不吃，直到###大门快关时才回家。可能这就是他当时的唯一乐趣吧！
一个求知上进的青年，没有户口，没有职业，能这样长期混下去吗？他情绪不好，苦恼，忧闷。我怕他愁出病来，只好设法让他到山东牟平我的家乡去插队。幸亏乡亲们的照顾，不久他便在民办中学当教师。1975年才回北京，在街道工厂当工人。就这样，一直到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习。
1988年他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后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3年他自动放弃大学教师的铁饭碗，当个自由撰稿人——写小说。当时我就觉得他太傻，为他担心。我曾问他：“你作出这一选择，今后靠那靠不住的微薄稿费，能生活吗？没有公费医疗，生病怎么办？”我又说：“我最担心写小说担风险，历史上多少文人作家，因文字狱，受苦丧命！”而他的回答是：“一个人怕这、怕那，就什么事也不要做了，还算个人吗！”又说：“你不用担心，我有原则。”
他为他这一生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一心扑在写作上。生活不规律，不分白天夜晚，有时忘记吃饭。有时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就出了门。我看他那个样子，都为他难为情。去年我病了，他要请保姆，我说我过几天就好了，不让他请。他急了说：“别人有上班下班，我哪有下班的时间照顾你。”我当时还有点生气。其实，他很孝顺。如我有点病，他很焦急，姐姐常说，小波最孝顺。去年他本来要和李银河同去英国，后来，他却忍着年轻夫妻长期分离的苦衷，送走了爱妻银河。我问他为什么不同去？他说“去那儿没意思”。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因为哥哥、姐姐、弟弟都走了，他不忍丢下老母亲再走。他很辛苦，晚上写作，白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应酬。他太累了，这必然影响他的健康。
小波确有写作的基础，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不仅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对理工科如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都用心钻研过。他有许多方面的实践经历和体会，如家庭不幸对他的影响、“文化革命”中的一切……他到过祖国的南方云南、到过北方农村。在美国读书时，打过工，访问过美国农民，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他与在美国犯禁卖马列书籍的小贩交谈过，他和银河开车几乎逛遍了美国，也到欧洲许多国家旅游过。他学过社会学，很注意深入基层，观察社会，看到了一些很深的层面。这一切都是他写作的源泉，也是他的作品与一般不同的原因。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没有错，他做了他愿意做的事情。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作品，而且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赞赏和爱戴。
可惜小波早逝，主要是他自己和家人对他的健康注意不够。他的病是长期积成的。我早就看到，他的嘴唇发紫，无力，有时咳嗽。我总认为，他吸烟、喝浓茶，不爱吃水果、少吃青菜，这些影响到血液，缺氧，从来没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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