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突然在我们正前方出现了一片金黄色的灯光，从山头一直延伸到海湾。城里到了。
鲍比看到了我眼里的神情。“考虑过在这儿住下去吗？”
我摇摇头说：“我想，我会思念家乡的雨。”说着，我有点儿虚伪地笑了笑。
下了高速路，加长轿车开始在街道上慢慢地蠕动。
“你在电话里说过‘连锁反应’，说这里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手这件案子；而刚才你又明确地告诉我，你并不是请我来接这个案子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这件事情呢？难道就是因为参议员富勒顿想当总统，而且据我所知，他的确很有可能当选的缘故？”
鲍比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大笑起来，然后又叹了口气。
“这根本就和富勒顿没有关系——怎么说也不是直接有关。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并为他的死感到不安。”
加长轿车在金融中心的一堵深灰色的围墙前停下来。这就是克雷文＆莫立斯＆豪尔公司总部，早在那些摩天大楼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们的公司伴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而扩大。许多成立于旧金山建城早期的小银行、小商号创业初期就聘用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现在那些小银行和小商号，都已经是大型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了。当年这家公司每月赚取的费用，仅仅能维持一个月的经营开支，而现在，公司每天都在创造巨额利润；原先的三个合伙人，创业时也几乎一无所有，如今他们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他们曾经有过的最大胆的梦想。
莫立斯先生和豪尔先生早就从公司的法律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偶尔来办公室，也只不过敷衍一下他们手下成打的年轻合伙人。这些年轻人都像奴隶似的替他们干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老板那样过上富有而悠闲的日子。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至少对那些一起步就渴望征服世界，而最终功成身退在棕榈泉择宅而居的律师们来说，他们的世界的确遵循这样的运行方式。
阿尔伯特？克雷文却是一个例外。他坚持说棕榈泉那里太热了，玩高尔夫球也太无聊。他这么说是不是真话，倒也无关紧要；假如他这么认为，他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不过，这都只是他随口说一说罢了。尤其是在某种场合，聊这个话题比直接回答别人的提问，比如他为什么如此勤奋工作，可要轻松多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仍然是早上第一个来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在别人看来，他这个年纪还不得不定期花上两个或是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朋友共进午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接受任何建议。
即使没有朋友，他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在经过了四次婚姻失败的打击之后，法律事务已经成了能使他投入热情的少数几样事情之一。他的公文包总是不离左右，里面的文件足以令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律师们耗尽精力和体力——阿尔伯特？克雷文简直就像个工作机器。其他人可能早就启用一个标准的表格来办案；或者，要是他足够聪明的话，往往自己设计一个表格，然后重复使用。而克雷文仍然亲手起草他需要的每一个文件。他声称有义务为委托人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考虑清楚，借此他丝毫不加遮掩地影射那种蔓延在行业内的敷衍潦草的工作方式。克雷文从事的业务在律师这一行里通常被称做办公室诉讼。从他整个律师生涯来看，他只出过两次庭，而这两次他碰巧都身体欠佳。鲍比深信我会喜欢这个人，而我对这一点却没什么把握。
一走出舒适安静的加长轿车，城市的喧嚣声就扑面而来。行人走在拥挤的街道两边，汽车拼命地按着喇叭，不知从哪个角落传出了老式有轨电车的铃铛声。一踏进公司大楼，这些刺耳的日常生活的交响曲就在我们身后戛然而止。我们踏着厚厚的地毯，来到三楼会议室。接待员向鲍比问好，应当说是向迈德林先生问好，她的声音和我刚才在电话里听到的一样细弱。一个瓶口很小的花瓶放在接待台上，里面只插着一枝红玫瑰，看上去还挺新鲜；我确信，花瓶里每天早晨都会被插上一枝新鲜的玫瑰。
遗产（5）
那里有很多人在工作，但却好像比你独自一人工作时还要安静。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路过的每扇门都紧闭着。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私人办公室。还没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脸色红润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向我们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的手。他先自我介绍了一下，并且感谢我能前来，然后侧过身子把我们让进室内。办公室装潢得非常精致，比我曾住过的所有房子都好，不过我住过的房子为数不多。
在这间奶油色调的长方形办公室里，有一面墙装饰了一个灰色的大理石壁炉，看上去似乎完全可以使用；壁炉架的正上方挂着一幅装裱在画框里的油画，画面上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造成的直接后果。壁炉两边挂着其他油画作品，这些画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它们以不同的风格描述着这座城市往昔的场景。在屋子尽头离壁炉最远的那一角，克雷文的办公桌就放在窗下。那是一件硕大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品，呈黑色又略微泛着红光，它和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相似之处。四条敦实的弯弓形的桌腿支撑着桌面，桌边是错综复杂的曲线装饰，巧克力色的桌面嵌在这些繁复的桌边装饰中间。它难看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以至于提出任何一个和它有关的问题，比如它是从哪儿弄来的，或是它在这儿摆了多久了之类等，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似乎太冒失了。这就像是面对一位不幸遭遇毁容的亲戚，你实在想不出有多少话可说；你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别去注意它。
克雷文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套装，浅蓝色的丝绸衬衣配着浅黄色的丝质领带。他坐在那张巨大的桌子后面，身下的那把椅子鼓鼓囊囊，泛着珍珠灰的光泽。一副小小的无框眼镜架在他肉乎乎的鼻子上，他的视线越过眼镜上方注视着我。他正要开口说话，坐在我左边那把浅棕色绸面沙发上的鲍比突然问道：“这是不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难看的一件家具？”
克雷文把他那修剪得非常光滑细致的手指放在胸前，一丝微妙的笑意浮现在他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