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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与其说暴力的食品化有助于将暴力降低到最低，不如视为一种互相的暧昧化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高压水炮中加入适量比例的香槟，或者在水炮的发射上直接借用香槟的开启方式，无疑将令被驱逐对象产生极大的困惑，并且深陷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境地。“香槟水炮”在人群中挥洒出的那种庆典的色彩及味道，足以令巴赫金为之目眩神迷。同样，盖在比尔·盖茨脸上的蛋糕或掷向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的豆腐，相对于投枪匕首，一方面便于被袭者做出迅速的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袭击者也借此获得了“享受”最轻惩罚的机会。
一九九五年的美国电影《死亡晚餐》elastsupper），以黑色喜剧的方式把暴力饮食发展成美学：同室的五个博士研究生自行授予了一项资格：对思想“不纯正”的人判处死刑，方法就是一一顿周日晚餐来展开连环的杀戮。当可否“为除恶而杀人”以及一个人是否有权评断他人思想的正确性这类道德习题在一席丰盛酒宴之上被深入探讨之际，食物所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令影片的角色和观众都不寒而栗。
挨饿以及断食是一种常见的惩戒，反过来，强迫一个人吃下他不愿吃的东西，则是比挨饿更严厉的惩戒。作为惩戒的饮食，并非不可食之物及不洁之物，反而常常刻意地以正常的饮食方式进行，这正是暴力所在。忆苦饭就是一例。当然，忆苦饭作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饮食，与英超球会温布尔顿的跨文化惩戒相比，仍属温柔。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赛季，温布尔顿颁布了一项罚则：如果一场比赛被对手射进四球或以上，队中的四名球员将被强迫看完一出歌剧的整套制作过程或者在赛季结束时去一家黎巴嫩餐厅吃上一顿中东大餐，包括生肝、煮骆驼脑及煎绵羊睾丸。
我不大关心温布尔顿的赛绩——主要是球衣太难看，缺乏明星倒在其次——因而对是否有人真去了那一家黎巴嫩餐厅以及相关情景的报道亦未作跟进。不过，如果温布尔顿买到了戴伊这样的中东籍射手，同样的惩戒顷刻间就变成了奖励。
其实，奖励或惩罚，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仪式，正如厌食症和暴饮暴食乃同一病灶的两种爆发方式。像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那样同时患上厌食症和暴食症，也并非罕见的病例。厌食和暴食看似自我惩罚，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压迫。人莫不饮食，人莫不受惠同时也受制于饮食。食物的暴力品质若比之于疯癫，同样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不可能发现在蛮荒状态，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
聚众吃喝
要一个人独自进食，即使不算惩罚，在中国文化中通常也被视为不幸，一种不无悲凉的境界。汉语对独食情境的描述，大都乏善可陈，依据“胡乱吃了些”搪塞过去。
单独进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个人与社会暂时隔绝的处境。敦煌社邑文书显示，一个人申请加入某社团组织，条件就是请大伙儿撮一顿。伯二四九之“投社人马丑儿状”：“鸳鸯失伴，一只孤飞。今见贵社斋集，意乐投入……入社筵局，续当排备。伏乞三官众社等乞此收名入案。不敢不申，伏请处分。”成为会员后所须履行的义务，大部分皆是饭局，无故缺席者受罚，至于罚则，就是请大伙儿再撮一顿。
不是存心敲竹杠，捉弄freshman，也不是为了解馋，龚鹏程教授指出，吃喝是“接纳某人成为一个群体的进入仪式。中国人的社会中，人必须借着饮食与他人沟通，与社会上人形成生命共同体之感受。饮食不是手段、工具或过程，他就是社会”。
在西式的“两个关系之总和”被引进之前，中文里的“社会”就是社团及其活动。一九六零年代之前，我们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市民社会，当市民社会遭到瓦解的同时，聚众吃喝活动也明显受到抑制。牛津选出的“世纪之句”中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名言：“没有所谓的社会。”ereisnosuchthingassociety）。且不论保守党当年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话，相信只有被公认为对吃喝怀有原罪感的英国人才说得出来。
独自进食的美学悲剧性，多半是中餐的材料、割烹以及进食方式使然，还包括餐桌形状这类周边环境。基本上，粒食决定了中餐的集体主义品质，明火或暗火的炊具，无论是本质上还是设计上，都不能顺利炮制出仅供一人享用的米饭。中餐西吃的改革，也只是体学套路里从卫生上着力。地大物博的饮食，却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东西地倾情于火锅，宜聚不宜散的天然性情，由此可见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