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式西餐生成了自己的话语，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当“中国人自己的西餐”变成中国人自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是就获得了自行发言自行评价的权威。比如，它已经把天河路和广州大道交界处的一家俄罗斯餐馆命名为“俄罗斯西餐”。
习惯于用大炮说话的拿破仑，当年曾把莫斯科成为一个“亚洲的城市”。而我们这个亚洲城市里的“俄罗斯西餐”则是东北人做的。至于俄罗斯大菜在东北接受改造的历史，那就是另一个类似的话题了。
比如美食家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世有美食，却从来就没有什么美食家，也不靠写食主义。
孟子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大也。”所谓“饮食之人”，说的就是“美食家”或者被别的“饮食之人”视为美食家的人。译成周星驰风格的现代汉语，就是：“人人都看不起美食家，因为他们是一小撮以牺牲大我来成全小我的自私自利的贱人。”
真理总是不会孤独的，西方的圣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也对中国以外的“养小之人”安排了他们应得的惩罚。在柏拉图的国度里，人分三等，相当于灵魂的三个部分，其中好吃好喝者被贬为最贱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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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孟子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饮食之人”虽然同仇敌忾，但是前者却不无圆滑地承认，缺了吃吃喝喝这一灵魂中最低贱的部分，人也就不能称其为人。
以“养小”为特征的饮食审美活动，的确是“我”字当头的。在每一个“自我之境”里，包括饮食在内的审美都是一种个别的经验。只是我们的社会可以有实业家、科学家、阴谋家、野心家以及道学家，却不能有美食家。这是因为相对科学、阴谋或道学来说，美食家之所以成为美食家所依赖的那些素材和感受，大多都是不具普遍意义的个人经验。
虽然说对某一术业的专攻都有可能使某人成“家”或者至少成其一家之言，但是饮食作为日常生活里的一项基本内容，并不足以为成“家”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吃喝在本质上与排泄无大异，如果说饮食算是身体机能的上游产业，则大小便自然就属于下游产业，那么，除了个别的泌尿科医生之外，又有谁可以自封为“美便家”呢？
饮食以及饮食行为之中尽管还有丰富的社会意义，但是说到底，东西最后还是由自己吃到自己的嘴巴里去的，甘苦自知，如果有人不仅贪吃爱喝且乐于把这种极端个人的肉体经验拿出来与众人分享，充其量也就是个吃饱了还爱饶舌的人，这样的人有可能会因此种异常的饶舌而浪得虚名，说到成“家”，那只是以揭示天地间普遍真理为己任者才能独享的尊荣。
谈到唱歌的经验，刘欢拿美食家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过去有一路人，所谓‘美食家’，他们的第一大本领，就是闻见味儿，看见色，一筷子下去就知道这菜的手艺怎么样。这本领从哪里来？从大量的吃的实践中来。那么，要给歌把脉，就一定要见过各种各样类型的歌，突然送到你面前一首，你才能一下子识别出来，然后，才知道他是怎么个唱法。你要听得多，这是一个量的积累。如果作为‘美食家’你的舌头不好，一百个厨师做的一百道鱼香肉丝，你尝起来全一个味儿，这就不行了。”
大概是唱歌和饮食用的是同一个器官，我觉得刘欢的这一段“艺海拾贝”非常到位地揭露了“美食家”之荒谬：就生理层面而言，所谓“美食家”就是一小撮“舌头号”、即味蕾比别人活跃的人，并且从“大量的吃的实践中”总结了一些个人经验。唱歌也是一样，既要有先天的上好肉喉条又得有后天的丰富积累——分野正在这里：当一个歌唱家站在台上向听众展示其骄人的天赋和精湛的技艺之际，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美食家”，因为他用他个人的“美声”娱乐了听众，一个“美食家”又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当众表演吃喝或者大谈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吗？若以此营生，“美食家”很快就会饿死。
兔子是动物里的首席美食家，这是因为它们的口腔里生长着一万七千个味蕾，比人类还多出将近一倍。不过这种天赋除了娱乐了兔子自己，使其成为最挑食的动物并且也是最容易被饿死的动物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更谈不上给其他的兔子或者吃兔子的人作出了什么贡献。
我注意到，有不少知名的美食家总是谦虚地说，我不是什么美食家，只是一个馋人罢了。
八旗子弟出身的台湾美食家唐鲁孙先生，一向被亲友们称为“馋人”。他说：“我的亲友是馋人卓相的，后来朋友读者觉得叫我馋人，有点难以启齿，于是赐以佳名叫我美食家，其实说白了还是馋人。”梁实秋在读了唐先生的《中国吃》之后著文赞曰：“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唐鲁孙回应道：“在下忝为中国人，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够得上馋中之馋。”
对此，逯耀东教授评价道：“其实美食家和馋人还是有区别的。所谓的美食家自标身价，专挑贵的珍馐美味吃，馋人却不忌嘴，什么都吃，而且样样都吃得津津有味。”
尽管大多数领教过京城饮食的广东人不一定会同意“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