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一副完整的乌鱼子左右对称，形如三四岁小孩子的鞋底，非常讨人喜欢。至于乌鱼子的烹制过程，更是令人魂不守舍的前戏一场。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先将整副乌鱼子剥去外膜，擦净，放入平底锅，用高粱酒浸上一分钟左右，接着，用打火机直接在乌鱼子上点火烧上一遍，再置于文火上干煎即可。如有上品到手，当然不肯如此马虎：照原样去抹、擦净，以炭火慢烤。与此同时，取肥嫩葱白一截，斜切面，蘸以陈年花雕酒，于乌鱼子表面反复细心涂抹之，直到香气四溢，取出切成上海年糕那样的薄片即可上碟。
烧好的乌鱼子，一派咸香之中带着腥甜，一开始感觉有点韧，有点粉，反复咀嚼，口舌之间一方面为渐渐散开的黏稠缭绕，隐约中又能触及鱼子的细腻的粒感，此时此刻，一口金门高粱灌入口中，就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乌鱼子还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搭配，即上碟时以乌鱼子和生葱、白萝卜片片相间，而且得三片一道入口，我觉得这样实在是有一点自相残杀，其实一口乌鱼子之后，嫌它腥，接一片生葱；觉得咸，咬一片萝卜——我担保你会从心底里赞美上苍：大葱、萝卜这两样家常得不能再家常的俗物，从来就没有如此美味过。
“血子”是乌鱼子中的极品，约每千尾乌鱼仅有一尾会产生血子，极为罕见。它是乌鱼在海里受到惊吓逃生时发生的体内血崩，全身的血液急速涌向卵巢，从而形成特殊的黝黑色泽，风干之后更是黑褐，与一般黄澄澄的乌鱼子还不一样，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台湾黑金”。当地人都信它有补血的效果，多买给坐月子的妇女食用。除此之外，“血子”更是一份绝对体面的贺年礼。不过捧着一副大出血的卵巢送人多少有点怪异，还不如自己吃掉算了。
台湾海域的乌鱼捕捞业，至今已历三百多年。在荷兰人据台时期，就对前来这一海域捕捞乌鱼的渔民收取什一税；到了明郑时代，对捕乌鱼的渔船更以乌鱼旗来抽税，意在限捕；清朝以后，相关的史志如诸罗县志、台海史槎录，凤山杂饷等，对于乌鱼都有相关的记载。
因为冬至之前台中港以北沿海捕获的乌鱼鱼子尚未饱满，到了彰化县沿海正是成熟期。故台湾海域的乌鱼，以洄游到彰化沿海的鱼卵最为饱满适中，味道也特别不同凡响。与此同时，乌鱼的人工养殖在台湾也有悠久的历史，不过，据说养殖乌鱼不仅在体型和分量大小相近，鱼子吃起来也有一股饲料味，与野生乌鱼子的那种甘香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人也很馋乌鱼子，台湾的是乌鱼子之风究竟是岛上原住民的独创，还是在日据时代由日本人引进，一时也很难考证。
按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乌鱼的记载：“生东海，状如青鱼，长者尺余，其子满腹，有黄脂、美味。”因此，我怀疑食乌鱼子的传统在中国很有可能早已有之，不然的话，李时珍就不会强调指出“其子满腹，有黄脂、美味”了。
台湾大学林文月教授指出：日语的“乌鱼子”，是“唐墨”的标音训读。日本人历史上一向崇唐，故“唐墨”的说法很可能是“以其形似中国书道用具之墨故”。
台湾的乌鱼人工养殖的确始于日据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年一月至三月，渔民在沿岸捕捞乌鱼苗，放养于淡咸水鱼塭之中与其他鱼类混养，但数量不多，非属重要养殖鱼种；到了十多年前，乌鱼的人工繁殖技术成熟，并有养殖业者大量放养成功后，带动了当地养殖乌鱼的风潮，逐渐有替代放养鳗鱼的趋势，但由于市场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的乌鱼子供应，大部分都取自养殖乌鱼或者是从美国、澳洲、巴西等地进口的乌鱼子再加工。
我不知道日本是否也产乌鱼，但据报道说日本有廉价的假乌鱼子出售，那种极为形似的假乌鱼子，系用鲨鱼和鳕鱼的鱼卵加入蛋黄混成。
无论如何，在台北吃烤乌鱼子的情境多少都会沾上几缕“和风”。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料理是台湾的第一大外来饮食，当然也有贵的，不过，常态的日本料理却多是大排档式的，非常平民风格，坐在街头的“日本大排档”前，不时会见到穿着拖鞋的“欧巴桑”或“欧吉桑”（日语“老女人”及“老男人”的音读）施施然坐下，一碟寿司，一碗拉面，就像广州的阿伯阿婆在例行他们的“一盅两件”，毫无香港及大陆都市之日本料理店所见的那种“扮塭”，不贵，而且惊人?